《女儿红》的编导太在乎观众直接的反应，太在乎他个人的悲欢际遇能否让观众「笑中带泪，泪中带笑」，其结果却是如角色一样的沈溺与自怜？《女儿红》最为一偏私密的告白，创作者的勇气可嘉，最为一个应该被评论的作品，却表现出一种不对等的关系：面对创作者毫不保留的自曝隐私，观看者该如何自处。
对于一个勇敢探索自我内在深层的艺术创作者，我们一向怀抱著敬意与包容，因为，他们的真诚与勇气，其实也正对照出我们（躲在黑暗中、匿名的、无法掌握的观看者）的封闭与胆怯。当然，真诚与勇气的本身，并不具有绝对的价值，在艺术表现的层面，无论再真实的素材，都需经过创作手法的转化，透过某种特定观点的呈现，才能成为一个可被鉴赏讨论的作品，才能在创作者与观看者之间，形成一个可以对话的空间。
因此，在屏风表演班的《女儿红》里，我们真正应该注意的，其实不是这个关于创作者母亲的故事是否真实，而是这样的叙事，可以呈现出什么样的时代与人性面貌。
从这个角度去看，这样一个赚人热泪的演出，其实是颇令人失望的。尤其是，如果我们将它和屏风的另一个处理类似素材的作品《京戏启示录》相比，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创作者探索揭露自我内在的情感不减，但少了细腻的处理手法，可以超越个人格局的视野/观点，让一个原本可以为一整个世代代言的悲剧角色（修国的母亲），成了陷溺在自虐情绪里的悲惨人物，让一个原本可以映照出海峡两岸近代历史之荒谬的家庭（修国一家），成了一群自哀自怜的可怜虫。相对来看，宜幸（修国妻）一家的客家背景，不仅无法成为一种对照的观点，更可能沦为政治正确下的样板人物，和剧中那段既不精采（缺乏戏剧的真实感）、又不感人（缺乏历史细节的准确呈现）的斗争大戏一样，让人难堪。
我试著想像，在《女儿红》的创作过程中，编导者必须不断地去挖掘深埋心底的记忆，同时面对故事中被召唤的人物（尤其是自己的母亲），对自己的诘问：为何等到此时？为何不在生前尽心陪伴，却还要在身后诉说这种”子欲养而亲不待”的遗憾？这些记忆与诘问，可能是外人无法置喙的私密，但一到了舞台上，身兼主要演员/叙事者的编导如何去面对并无意图窥探的观众，就必须面对艺术处理层面的问题。我不清楚在排练的过程中，编导对这样的问题，采取什么样的做法或态度，但从演出的结果来看，我只能说：与自己保持一定距离，也和观众保持一定距离，都是绝对必要的。此外，如果能够从一个更宽广的视野来观照，创作者或许更能超越自己的喜怒哀乐，给自己的作品一个更大的格局，或者也就可以不那么在乎观众的反应。
是的，《女儿红》的编导太在乎观众直接的反应，太在乎他个人的悲欢际遇能否让观众「笑中带泪，泪中带笑」，其结果却是如角色一样的沉溺与自怜。
《女儿红》作为一偏私密的告白，创作者的勇气可嘉，作为一个应该被评论的作品，却表现出一种不对等的关系：面对创作者毫不保留的自曝隐私，观看者该如何自处？
文字｜陈正熙 国立台湾戏曲专科学校专任讲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