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饱经风霜、阅历丰富的传奇老人,他蒙过冤,入过狱,当过记者,也做过政府高官,据说,他是唯一一个在副部长任上仍坚持在舞台上表演的人。
前中共文化部副部长,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员英若城于去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病逝。去年八月,在英若城病榻前的最后时日里,接受大陆新闻工作者徐灿的专访。透过这篇专访,我们仿佛见到英先生伏案戏剧翻译的工作的现场。对于其生命舞台的浮沉,英先生有他对自己的盖棺论定;而对中国戏剧的发展,油尽灯枯的生命依然不减澎湃热情。
我认为人不会彻底地幻灭,就如同没有完全悲剧的人生一样。
──英若诚
如何来界定英若诚的职业?表演艺术家,戏剧理论家,翻译家,抑或文化官员?恐怕他本人最为中意还是「戏子」这个算不得头衔的称谓,他常说:「三年出个状元,三年出不了一个戏子。」谈起戏剧,他澎湃的感情便会如炽热的熔岩冲破地壳般地迸发出来。
二○○三年八月,在英先生秘书张俊杰女士的安排和陪同下,笔者探访了其时大病初愈的英老。其后不久,英先生又一次病重入院,再没有出来。
采访是在英若诚位于北京西北颐和山庄的家中进行的,这里是晚年的英若诚从事他戏剧翻译工作的地方,他的工作室不大,除了一组书橱,一张书桌后还有一张床,大约是为工作累了便可随时躺下休息。在不大的书桌上,堆满了各种英文原著和英汉、汉英字典。
「我认为人不会彻底地幻灭,就如同没有完全悲剧的人生一样。」英若诚一九六八年以莫须有之罪名被逮捕入狱,历时三年余,无罪释放;一九七六年调离北京人艺,任职外文局《中国建设》外语记者。前者他称为「罹难」,后者称为「避祸」。
当时在外文局上班的英若诚,差不多每天中午从工作的百万庄骑著用自行车改装的电单车到人艺去。
绝望时,仍不忘舞台
您那时候天天回人艺去干什么?
吃饭,聊天。与于是之(前北京人艺院长)及另一个剧作家刘厚明一起谈论戏剧,探讨戏剧的前途何在。我去的时候总是偷偷摸摸的,因当时我与驻人艺的军宣队闹得不对盘。而于是之也就倒了霉,天天得请我吃饭。
您即使在那个时候也坚信自己有一天会回到舞台上的吗?
对,肯定的。
那么,当您在囚禁中为了窝窝头、为了生存而洗红卫兵盖过的脏被子时,您也 没有绝望过?
没有。即使在那时,我隐隐约约觉得我还会回去。也不能说一点也没有。比如说在牢里时,我就向一个木匠、一个瓦匠,还有一个苦修会的修士学习各种技术。为了将来的生存储备技能。当时,我跟一个学工的一起设计了一套储存电能的方案,用重量把电能吊起来,在没水的时候,就把它放下来,使位能再转换为电能。我还学习养蜜蜂、挤奶羊、用黄油做CHEESE、做臭豆腐、做葡萄酒、做白酒、蒸馏酒。我的老家就在北京西北温泉一带,那儿有一个山坡,我想将来可以把它充分利用。
在那种情况下,您还想戏剧吗?
还想,您刚才问我有没有绝望的时候。我想大概我的绝望就表现在这个时候了。
就是说准备选择除戏剧外别样的人生了?
对。但是我也没有放弃对生活的追求。
演员才能真正展现人的灵魂
一个演员所能够做的是什么?
真正把人的灵魂展现出来。没有几个人愿意并敢于展示自己的灵魂,所以,人和人之间,不是理解太多,而是太少了。演员所做的就是要让人们看到灵魂深处。这是很难、很难的!「到最后,活的表演还是最宝贵的,是观众可以参与的。」
表演既是一门艺术,也是一门科学,不可偏废。作为一门科学,它的体系问题很重要,因为它涉及到生理、心理,还有现在很多演员都说不清楚的东西,譬如气质。(单单)用自己现成的那点本领就想塑造出不朽的形象,那是不可能的。像于是之的程疯子,苏联人当时都评论为神奇的形象;郑榕的周朴园,那实在是好!是我见过最好的表演,那种历史感、沧桑感,现在的没法比。文学应该是人学,而人学里面最最全面的、淋漓尽致的还是表演。杨小楼、金少山、梅兰芳,这样的演员正应了那句话:三年出个状元,三年出不了个戏子。在京剧的全盛时期,这些人物的出现绝非偶然,他们用功得很啊!
除了忽必烈外,您一生饰演了大量的小人物,例如《推销员之死》中的威利·洛曼。您是怎样看这些小人物在剧中和在现实生活中的无奈和苦难?您认为一个伟大的艺术家是否需要具有对众生苦难的悲悯情怀?
成吉思汗固然了不起,一辈子杀过多少人,但是与其做成吉思汗,我还是做演员的好。但是只以同情去演威利‧洛曼肯定演不好。威利好吹牛,男女关系上也有问题,要演好这样的人,就应该钻到他的皮肤里去理解他。
您认为演员仅仅通过表现生活,可以为这些小人物做些什么?
这个问题应该从一个演员的一辈子来看。我大概十七岁考进清华,如果我当时一点扶危济困的思想都没有,谁知道我会变成什么样?我总是希望为这个世界做点什么。但是我们也只能希望我们走的时候,这个世界好像比原来稍微好一点。因为我们不是救世主,也不是耶稣。
退休后以翻译「再做些事」
在中译英的剧本方面,您译过《家》、《十五贯》、《茶馆》,为什么您要挑选这几部戏来译?
选择曹禺改编的《家》有一个很简单的原因:我当时在美国密苏里大学教戏剧,一大班人都是研究生,需要实排一部戏,想来想去《家》合适,因为人物多,大家可以都上去演。《十五贯》,我觉得是一部可以向世界宣传的戏,它表现了中国戏剧在明朝南戏时期的艺术水准和美学趋向,当时性格化等比较现代的东西就已存在了。当然这部戏也可以让洋人想想,他们什么时候才出的福尔摩斯呀?我们的况钟(编者按:《十五贯》中的知府况钟)比他早几百年。实际上,我的译作还不止这些,「文化大革命」前就译过很多。
您退休后生活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翻译。我不会娱乐。我原来还会下下围棋,打打桥牌。现在也没有人陪我了,走的走了,病的病了。我想我还有点专长,就是这个外文,所以还想做点事。现在手头还有两部莎士比亚的作品,都是受人委托,一个是《哈姆雷特》,另外一个是《克里奥兰纳斯》,写的是古罗马时期的事,在我国还没演过。
我现在正在受人委托,重新翻译《哈姆雷特》。我认为《哈姆雷特》是戏剧史上有数的几个最深刻的戏剧之一。莎士比亚能够把哈姆雷特用他独特的笔触写出来,翻译的时候,我常常拍案叫绝,那是字字珠玑呵!比如他最著名的独白,“to be,or not to be”,我最后决定译作:「是生,还是死?」
您为什么最终选择译为「是生,还是死」?
这与我琢磨王羲之有关系。王羲之在《兰亭集序》中引用庄子假托孔子的话说:「生死亦大矣,岂不痛哉!」人真正的关怀,都与这个问题有关,生,还是死?这个问题是躲不过去的!对生和死,王羲之的结论是:「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将来的人看今天的我们,正如我们今天看过去的人,这是一种生死观。欧洲人在生死问题上简直要捶胸顿足,而中国人说未知生焉知死、敬鬼神而远之。这也算是我们的宗教吧。
在生死问题探究上,我们是比西方先走了一步,你说中国人怕不怕死呢?也怕,但是中国人比较豁达,至少发明了很多方法来解脱这方面的负担。人不管活多长时间,现在一百岁,将来两百岁,大概还得死吧?怎么办?是采取一种很执拗的态度,像欧洲人那样,还是像中国人这样好?我也还没有答案。所以我把它译作「是生,还是死」。
表演是个令人伤心的职业
现在您一家都是搞表演艺术的,而且几乎都学非所用,这是您和您夫人原来的期望还是无可奈何的偶然?
(笑)这是我的罪过。英达我是不希望他搞戏剧的,他非去不可,你说怎么办?我原来是希望他老老实实做个学者,研究心理学。他不管,他自己考上到美国去留学,学戏剧。当然他到了美国,我就只好帮帮忙,帮他介绍一些比较好的老师。
那您现在对他的选择还遗憾吗?
不遗憾了。
那您还希望自己的孙子辈还继续搞表演艺术吗?
不希望!
为什么?
这是一个令人伤心的职业,成为一个优秀演员的成功率太低了。
您有一个观点,认为剧作家决定剧院的风格和受欢迎的程度,这是否对今天的北京人艺、青艺、上海人艺等著名剧院的戏剧创作提出警告?
多少有点,现在有点不够重视创作,也不去研究这些好作品。戏剧是一个特别讲究结构的艺术。小说不一样,只要你买得起墨水,你就写吧。戏剧可不行,戏剧就给你限制在两个小时左右,而且这里面必须有起伏,必须有伏笔,必须有结构。
对北京人艺今后的发展,您有什么寄语吗?
人艺的长处应该发挥,比如说性格化塑造。使观众记得住的人物是一个剧团非常重要的东西,是一个剧团的灵魂。还要有自己原创性的剧本,不一定量上很大,但一定要有类似《茶馆》的作品。
文字|徐灿 《华人世界报》编辑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