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悼亡者的安魂曲,原是专为逝者举行的仪式而写的基督教音乐,但在音乐史上,却有不少作曲家为战争中的亡魂特地打造安魂曲,同时也让人反思战争的残酷与人类的血泪命运。
NSO「如果你真懂得爱─战争安魂曲」
2月27、28日
台北国家音乐厅
每当伟人逝世或是追悼战争中的亡者,这时就会出现一部受人重视的安魂曲,就像在上个世纪末,二次大战结束五十周年的时刻,史尼特克等四位作曲家为了哀悼人类史上伤亡最惨重、遍及最广的二次世界大战,联手打造了一部安魂曲,而这样的壮举虽不是绝后,但应该是空前。
安魂曲这样的曲种,在西方的基督教音乐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严格地说,它原是弥撒音乐的一种,是专为逝者举行仪式而写,这样的弥撒称为「亡者弥撒」(Missa pro mortis)而不称安魂曲,但由于亡者弥撒第一首〈进堂经〉的第一句的第一个字就是“Requiem”,所以后来就将亡者弥撒简称为安魂曲。
从西方音乐的发展史来看,从古至今安魂曲的功能性,不单单只是为亡者所举行的仪式,至今已有音乐会的安魂曲以及纪念性的安魂曲,而语文也不再只是拉丁文,已有使用各国语言的安魂曲,如布拉姆斯的《德文安魂曲》、亨德密特在美国时期的作品《当去年的丁香在庭前绽放--〈给我们所爱之人〉的安魂曲》When Lilacs last in the Door-Yard bloom’d—a Requiem “For Those we love”(1946)等等,已经打破安魂曲须使用拉丁文的规则,尔后更有在安魂曲中使用两种以上语言的情形,最著名的莫过于布瑞顿的《战争安魂曲》同时使用拉丁经文与英国诗人欧文的英文诗,制造了时空的交错,与古今仪式对二次大战亡者的追悼与省思,然而这一类未遵守基督教弥撒音乐规则的作品,多半属于音乐会或纪念式的安魂曲。
而安魂曲中,如史尼特克为纪念二次大战的安魂曲或是布瑞顿的《战争安魂曲》,这一类与战争有关的作品自十九世纪以来已经累积不少,换言之,每当有惨烈的战争,人类就会为自己的同伴举行追思,反省一下战争的必要性,以及人类的罪行,但是想从中得到反省与生命的体验,倒是未必;而音乐家的纯真与对生命的深刻体验,却为人类留下最宝贵的音乐资产,供后人欣赏与追思。
战争安魂曲的滥殇
最早与战争有关的安魂曲为白辽士的安魂曲Requiem(作品五,又名Messe des Morts),这部作品是为纪念一八三五年在阿尔及利亚所发生的恐怖事件的亡者所作。白辽士为了让这部作品呈现壮阔、高贵与庄严的效果,作品本身不仅庞大并加入法国作曲家很少采用的续抒咏(Sequence)《震怒之日》Dies irae。整部作品共分为十章,乐团与人声的总人数多达四百五十人,并在《震怒之日》的部分做了内容上的修改,尤其在〈神奇号角〉Tuba mirum这一节中充分展现白辽士丰富的想像力与音响上的设计。
白辽士在写作时已经想像这首作品在巴黎伤兵院(Les Invalides)上演的情形,所以当这首作品于一八三七年十二月五日在伤兵院正式上演时,铜管被分成四群,分落在东、南、西、北四个角落,当他们同时响起时,所产生的立体音响效果震憾所有的人,使得这场葬礼显得隆重且壮观。白辽士曾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被五个管弦乐团与八对定音鼓震憾到是有可能的,合唱团可以产生刺激性的攻击,而神父在仪式之后在祭坛上哭泣长达四分之一小时。」
白辽士的这首安魂曲对于当时法国革命后混乱的路易.菲利普年代,法国在缺乏大型作品以激励人心之下,显得特别耀眼,它不仅是代表浪漫派音乐的佳作,也让十九世纪的法国学派受到世人相当程度的重视。
小号不再是凯旋之声
以《三便士歌剧》闻名的德国作曲家库特.威尔﹙Kurt Weill,1900-1950﹚,在安魂曲方面的独特表现,就是与当代诗人布莱希特合作,以歌咏曲(cantata)形式写作的《柏林安魂曲》Das Berliner Requiem(1928)。这首作品当时虽是受法兰克福广播电台委托创作的作品,但库特‧威尔是以观看社会的角度写下这部乐曲,当时正是一次大战之后,欧洲百废待举,德国正为自己所犯下的罪行赎罪,所以作曲家怀著对社会的省思与生命存在的尊严与价值进行创作。
这是一部德文的安魂曲,歌词内容采用布莱希特的诗。在音乐内容的编制使用一名男高音、男中音、男声合唱团、管乐团与吉他、班鸠琴和打击乐。歌词分为五段,但乐曲结束前第一段会重复,形成六段章节的作品,并具有首尾的统一感。这是一部叙事性强的作品,前后两章是〈伟大的谢颂〉Großer Dankchoral ,内容是用反讽的方式赞美著夜晚和黑暗的来临,而它们的来临带来世间的不安,而花草与动物也因它们而亡;第二章虽名为(溺毙少女的叙事歌)Ballade vom ertrunkenen Mädchen;但它暗喻著世间的残酷无情,上帝遗忘人间使得人间杀戮重重,尸骸遍布;第三章为〈死难者纪念碑〉Martel是在悼念少女的死亡;第四五章为〈关于凯旋门下不明士兵的第一次报告〉Erster Bericht über den Unbekannten Soldaten unter dem Triumphbogen与〈关于凯旋门下不明士兵的第二次报告〉Zweiter Bericht über den Unbekannten Soldaten unter dem Triumphbogen是在讨论战争的过程与最后的审判,而象征凯旋的凯旋门竟是压住士兵的坟场,凯旋的意义重新被讨论。库特.威尔在音乐上也用极低音管在叙事上的反讽,甚至向来代表凯旋之声的小号在此听来特别刺耳,竟也成为作曲家表达反战的乐器。
库特.威尔自称这是一部「世俗的安魂曲」,一种「纪念碑文、墓志名和悼亡歌曲的剪辑,它们符合了最广大的民众阶层与观点。」这部作品是为广播电台量身定作,所以作曲家在写作时特别注意这一点,将这部作品设定是为社会大众而写,所以音乐与文字内容皆以反战作为思考的出发点,这正点出欧战结束十年,人们对战争依旧恐惧。
铁幕下的安魂曲
悼念二次大战的安魂曲除了知名的布瑞顿的《战争安魂曲》外,还有俄国作曲家卡巴列夫斯基(Dimitri Kabalevsky,1904-1987)的安魂曲(作品七十二,1963)与爱沙尼亚作曲家图宾(Eduard Tubin,1905-1982)的《阵亡士兵安魂曲》(1979)皆是最具代表性的作品。
卡巴列夫斯基曾任前苏联作曲联盟的总书记,在当时俄国是不容许作曲家有这样的作品出现,所以该曲的存在的确有其特殊意义。卡巴列夫斯基为写作这部安魂曲,特地委托诗人罗滋德芬斯基(Robert Rozhdestvensky)写作文本,而诗人也发挥他爱国主义的本性,与对二次大战死于纳粹德军入侵时的俄国士兵的悼念,洋洋洒洒写了一大篇,使得卡巴列夫斯基花了两年的时间才将这首安魂曲写完。这首作品就文字与音乐内容来看,已经脱离基督教文化,是一部歌咏式的国殇。当时作曲家另寻出路,请作家或诗人用俄文写作一套完整不带有宗教味的歌词,尔后再谱上曲,是无可奈何的做法,如果作曲家遵循原基督教的传统方式来写,依当时情势会引来麻烦。
这首作品的标题为《献给那些为对抗法西斯主义而死的人们》,已清楚地表达对二次大战死难者的哀悼。全曲依诗节的架构可分为三个部分,前两个部分各有四个章节,末章为三个章节,第一部分是在赞颂士兵们为保卫家国牺牲的勇气;第二部分是家的思念与母亲的呼唤,但无名的士兵为了后代子孙的未来仍然要上战场;第三部分悼念死者,为死者献上荣耀的光环。
爱沙尼亚独立运动血泪史
爱沙尼亚作曲家图宾的《阵亡士兵安魂曲》Requiem for Fallen Soldiers是向追求独立自由为国捐躯的爱沙尼亚战士哀悼致敬。波罗的海三小国遭苏联并吞后,图宾就流亡瑞典,定居于斯德哥尔摩,一九六一年归化为瑞典公民。
这首《阵亡士兵安魂曲》歌词取自Henrik Visnapuu(1890-1951)与Marie Under(1883-1980)的诗,作曲家从一九五○年开始写作,于一九七九年八月十七日才完成。这首采独唱、男声合唱、小号、小鼓、定音鼓与管风琴特殊编制的作品,曾让作曲家中断写作十九年,而首演时图宾以七十六岁的高龄亲自上场指挥,表达他对祖国的思念与死去同胞的致敬与哀悼。
这首非传统拉丁文的安魂曲共有五个章节,第一章与第五章的歌词与音乐相同,每一章都是一首诗,前三首取自Henrik Visnapuu,最后一首取自Marie Under,这些诗的年代分别为一九一九、一九二○、一九四二与一九四四,涵盖了一次大战后的爱沙尼亚独立战争与二次大战爱沙尼亚在强国并吞下的挣扎,是一页页的血泪史。每一章都是用音乐的速度术语为标题,第一章〈行板〉,向牺牲者敬礼致意;第二章〈快板〉,一个士兵的葬礼;第三章〈甚慢板〉,士兵的母亲;第四章〈行进般的慢板〉,在爱沙尼亚独立战争中学生们将丁香枝插在他们的墨水池中以表示其同学们的过世,所以此诗节歌咏著丁香花象征他们英勇的事迹;第五章〈广板〉,向牺牲者敬礼致意。
十九世纪以后的安魂曲逐渐脱离基督教仪式的功能性,至二十世纪以后历经两次世界大战与国家的独立运动,安魂曲逐渐成为作曲家对家国思念与过去伤痛记忆表达的媒界,而借由这些作品也可以了解到人类的血泪史,这些血迹斑斑的安魂曲永远诉说著人类摆脱不掉的命运。
文字|赖惠娟 国立台北艺术大学音乐学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