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厅院是一个很好的平台，让国内有创意的艺术家，一个已经被大众接受的人，经过两厅院的协助之后，走向国际，让世界看见台湾的艺术。
两厅院在解严前后成立，其实刚好具体反映整个台湾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和转变，同时也回应当时台湾文化艺术蓬勃发展，对大环境，有一个新的、更大的表演场地的期待。
两厅院怎么创意地定位自己
在台湾，大家都觉得文化艺术很重要，但是它在社会的定位是什么，却一直以来都很模糊；同样地，两厅院刚成立时到底该用什么样的姿态出现，大家也不是很清楚，所以一开始先有筹备处，一直到一九九二年，教育部公布「国立中正文化中心暂行组织规程」，才设立一个暂行条例下的管理处，但还是没有一个正式的定位。所以在二○○四年，行政院立法通过两厅院转型成为「行政法人」，这是一个发展的里程碑，同时又出现另一个模糊的状态。我常在想，如果这种情形发生在经济建设上，大家就会定位得很清楚，不会有这种模棱两可的情况产生。
行政法人的用意当然很好，它部份的经费来自政府，也需要自筹，于是它本身必须有一个平衡的机制，这个机制之下，有人是用过去的模式下来看两厅院，也有一种人是从民间的角度来看两厅院，在这样的情况下，两厅院永远都是在众说纷纭下，要去寻求非常清楚的定位。这过程是需要时间的，就像怀胎十月一样，但台湾社会有一个共通的现象，就是不管是搞教育或艺术的，一般来讲都比较没有耐性，我们都希望张开眼睛，就如我所愿，急著要两厅院在众目睽睽之下，一夜之间长大成人，而且这个成人还得符合大家各自的想像，因此，它怎么创意地去定位自己，变成很大的挑战。
两厅院的定位问题，其实也点出了艺术家、艺术团体在台湾的处境，以及一般人对文化艺术的认知。其实，整个艺术环境都和两厅院面临相同的问题，政府给团队一部分的补助，但相对的也需要自筹一定比例的经费，所以你要生存就得学习自立，所以懂得「经营」就很重要。国内陆续有很多大学成立艺术管理研究所，艺术管理工作坊也越来越多，我想这都是回应整个社会环境变迁、表演艺术文化发展的趋势。
从「小」做起，为台湾栽培未来的艺术家
在Web2.0的风潮下，使用者创造内容的风气俨然形成，以小众为单位的表演艺术团体或是艺术家会更多，他们有形塑自我意识形态的社会网络，创作议题虽然自我，但却某种程度反映出整个社会的现象；我们上一代的人能够扮演的角色就是提供平台，汇集小众但多元的声音，去综合、归纳整理，变成一个大的架构。所以，表演场所不应该都是大的，还要有小的。这就回到两厅院很大的贡献，它在比较贵族的、古典的、经典的节目之外，开创了实验剧场这个地方，刚好提供给那些可能没有出名，或可能已经出名、但是要尝试新的人，那就到实验剧场，多少新的人才都从这里培育出来，这绝对是值得大书特书的。
两厅院在筹备规划之初，是没有实验剧场的，现在实验剧场的那个空间，原本是留给蒋经国先生招待贵宾的包厢，和举办酒会的一个大厅。当时尚未解严，两厅院的设计，由上而下，可以想见绝对是以领袖为主。那时候，许博允、林怀民等，我们几个人要求有关人士确定蒋经国真的喜欢这样吗？是不是应该要去问，他的想法如何？因为以我们对蒋经国过去的理解，他在休闲、娱乐、民间接触方面刻意和蒋介石划清界线。果然蒋经国说他不要。后来，从一九八七年两厅院开幕到他过世，蒋经国也真的从来没有来过两厅院看过任何表演。所以，今天我们到实验剧场是从三号门演职员出入口进场，也特别设置了一个货梯，让道具可以从货梯进到实验剧场，原因也是它都是事后改装的。实验剧场的诞生刚好反映出，台湾在一个政治挂帅的轨道上，它永远有一个支流。
用创意的方式说服社会艺术的重要性
两厅院是一个很好的平台，让国内有创意的艺术家，一个已经被大众接受的人，经过两厅院的协助之后，走向国际，让世界看见台湾的艺术。事实上，台湾的表演艺术团体 即便 是已经成功的、自给自足还是有一定的困难，这么多年来，我们整体的观众并没有增加，总量其实是差不多的，看表演大部份还是二十几岁的年轻学生。拓展观众群是台湾非常需要的，两厅院本来可以做这个工作，但是两厅院很难，因为它被界定的角色，要去做这种大众化工作是很难的，那谁来做这个工作？是谁的责任我不知道，但是一定要很清楚的去做这个事情。
观赏艺术的感动有两个层次，第一层是感官的感动，再更一层是深度的感动，因为了解的程度超过某一个水平的时候，观赏的行为就会增加，理解的程度增加，他就更能够感动。比如说《歌剧魅影》，很多人因此第一次走进两厅院，《歌剧魅影》之后，接下来我们要提供他们什么？这就变成另外一个问题所在。这不仅是艺术教育要做的工作，也不只是两厅院的责任，我认为，最好能够所有从事文化艺术工作的人都一起来做，因为从事创意工作嘛，「山不来就我，我来就山」应该用创意的方法，说服整个社会，为什么文化艺术对大家这么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