敲打派（The Beat Generation）最初萌芽时，只被美国主流社会视为怪胎异端，影响力局限在地下文化圈，直到西方反文化（counter-culture）盛行的一九六○年代，敲打派与嬉皮、摇滚、药物、反战运动，以及视觉文化交错结合后，才真正成为主流文化的一环，并借由文化商品的全球传递，迂回渐次地成为影响深远的文化风潮。
敲打派（The Beat Generation，一译「垮掉的一代」或「垮世代」）一九五○年代中期在美国的崛起，有其特定脉络下的历史背景。当时距离劳民伤财的二次世界大战，已有十多年的休养生息，物质生活相对安稳富裕的美国，笼罩在冷战架构下的反共氛围与白色恐怖里，视社会异端为仇敌。敲打派最著名的三位文人艾伦．金斯堡、杰克．凯鲁亚克、与威廉．布洛斯，正是在此等压抑的窒息气氛下，以个人反叛为途径，分进合击写下三本重要经典：《嚎叫》（1956）、《在路上》（1957）、《裸体午餐》（1959）。
敲打派最初萌芽时，只被美国主流社会视为怪胎异端，影响力局限在地下文化圈，直到西方反文化（counter-culture）盛行的一九六○年代，敲打派与嬉皮、摇滚、药物、反战运动，以及视觉文化交错结合后，才真正成为主流文化的一环，并借由文化商品的全球传递，迂回渐次地成为影响深远的文化风潮。
作为次文化现象，敲打派名气虽大，却常被归纳到嬉皮文化里，而显得面貌模糊。事实上，敲打派虽可说是嬉皮文化之先河，但它对西方文化的影响，事实上是运作在不同层面上。
移动精神：拒绝拘泥，勇于体验
敲打派对后世最大的影响，或许不只是在文学层面，而更在于其核心文人那股放纵不羁、拒绝停滞的移动精神。被认为是敲打派代言人的凯鲁亚克，在代表作《在路上》里营造了一个崭新的、探索的、永远「在路上」的美国人形象。在此之前，西方世界不乏此种歌颂移动精神的文本，但凯鲁亚克笔下的主人翁不同处，在于其缺乏明确动机目的，状似虚无粗野犬儒、质疑一切教条律令，并相信借由持续性地流动逃逸，拒绝拘泥一时一地，勇于体验未知事物，或许得以获致灵魂的绝对自由。
这种移动精神，一则反叛了五○年代美国社会的保守停滞窒息，转而崇尚年轻人的身体节奏与脉动；二则反映了战后西方消费社会逐渐成形下，个人物质生活渐趋富足，但却相形空虚的精神生活，亟需寻找解放出路；三则表征了二十世纪中叶，一种崇尚DIY的自助旅行文化渐次萌兴。也正因此，在西方旅行文学与背包客文化里，《在路上》具有宛如圣杯的崇高地位。
移动一事，也不仅是地理位置上的变换方位，更是内在心灵的转换历程，仿佛借由一场没有终点与目的地的旅途，主人翁得以经历一场解放自我意识的「穿越仪式」（rite of passage）。敲打派对移动精神的推崇，对视觉艺术的影响深远。最著名的例子，是瑞士摄影家罗伯．法兰克（Robert Frank）花了两年时间游荡美国，最后经由凯鲁亚克写序引介，在一九五九年发行了影响深远的摄影经典The American，用悲伤冷峻的黑白影像，戳破了美国梦的盲目乐观，被誉为是美国社会病理的视觉解剖刀。他诉诸主观、强调移动、疏离深刻的影像风格，一方面承继了敲打派风格神韵，二方面影响了无数的后辈摄影家，著名者如Stephen Shore、Jacob Holdt等。
敲打派对视觉文化的另个影响支脉，则来自于「公路电影」（Road Movie）类型。做为艺术电影的「公路电影」，通常聚焦在主人翁的一段旅程，而此旅途不见得有明确的终点目标，重点是借由移动，主角得以在哲学层次上体验或反思自身存在的困境。移动本身，就是意义。一九六九年由彼得．方达（Peter Fonda）与丹尼斯．霍柏（Dennis Hopper）主演的《逍遥骑士》Easy Rider，深受嬉皮文化与敲打派精神影响，被认为是「公路电影」的原型经典，而德国导演文．温德斯（Wim Wenders）在一九七○年代以降著名的「公路电影」系列（尤其是几部检讨德国青年美国梦的早期作品），则是敲打派精神在欧陆的反思与变形。
肉身体验：药物加持，探索深层意识
敲打派寻找个体解放的努力，某些层面仿佛呼应了二十世纪早期欧陆超现实主义者对于潜意识、梦境，自动书写（automatic writing）的探索与尝试，敲打派与超现实主义者，都在寻求某种不受世俗所制约的创作「自发性」，一种spontaneous writing的潜力。但有别于超现实主义者那欧陆派的智识沈思与学究气味，敲打派更强调肉身体验与神秘经验的必要性。这使得敲打派的自我解放，一方面追求灵性（spirituality）的提升，二方面则强调身体性（corporeality）的感官经验。是以药物实验或酒精沈醉，对敲打派而言都不是禁忌劣行，而是借由肉身体验，得以打开另一道意识之门的必要手段。
借助药物创作，在艺术史上虽非绝世罕见，但如敲打派这般，主张用所有可能的途径来打开个人意识的玄妙之门，深切影响了嬉皮世代以降的后辈创作者。其中威廉．布洛斯是最著名的毒虫，他的《裸体午餐》来自亲身体验，对药物成瘾者的沈迷与执念多所描述，并将这种恍惚的、麻醉的肉身体验，提升至某种存在主义困境的哲学命题，颇有深意。这种开放一切可能性，强调肉身体验的「放空」精神，使得敲打派在今日，仍对许多寻求个体解放的边缘、另类、前卫艺术创作者，具有典范等级的吸引力，而西方社会晚近二十年间诸多「反反毒」的文化论辩，某种程度上也是与敲打派身体论述的一种跨代对话。
万物神圣：破除框架，吸取异文化
敲打派对个体解放的追求除了药物外，另一路径则来自西方以外的异文化洗礼。金斯堡的诗作，深受东方佛教与印度文化的影响，布洛斯的恍惚体验，许多则与他在摩洛哥的迷幻经历有关。他们对非西方文化的撷取与涉猎，虽然许多只是依照自己的方便癖好，而囫囵吞枣地吸纳接收，难以称上原真严谨，但他们为后世所设定的态度，是一股努力放空自己，竭尽所能在西方主流的基督教文明外，寻觅来自其他异文化的灵性体验，好丰厚自身的解放精神。
敲打派这种思维背后，即为一种具有宗教意味，且乐观至近乎天真的「万物神圣」态度。金斯堡在他著名的诗作〈Footnote to Howl〉里，用宛如东方宗教里的念咒方式，如连珠砲般不断赞颂从屁眼到摩天大楼等世间万物，皆属神圣崇高而无分高低贵贱之物，便为此种思维的表征。这种认为万物皆属良善平等，意志得以超克矛盾的天真精神，之后由六○年代嬉皮文化承继发扬，影响深远，至今仍是许多西方人在面对「非」西方文化时，所抱持的基本态度。这种借由个体意志所想像出的齐头平等，出发点虽然良善可敬，但因忽略了文化间的生成脉络与权力关系，而略显天真盲目，但也可说是敲打派在异文化的创造性误读之余，所不得不承担的遗产了。
个体解放：从自身到社会的解放路径
金斯堡曾说，敲打派其实没有什么宏大深远的宗旨，更没有什么社会性的目标，追根究柢，他们只是在追求个人体验的彻底解放。这种精神，使得他们的社会态度趋向虚无犬儒，并在原则上反对所有形式的权力结构。
但在这个新右派自由主义盛行的当道，敲打派所希冀的极端个人主义，早已不如一九五○年代那般具有反叛色彩，反倒是被全球化下不平等权力关系所多重制约的「被击垮的（beaten）一代」，如今才是这个世代的集体处境，那么人们不禁要问，要如何才能将敲打派的核心精神与当代接合？
一个可能的路径，在于一则与《在路上》同世代的类似故事，那就是古巴革命先行者切．格瓦拉（Che Guevara）在年轻时，同样为了体验生活之故，决定骑摩托车在南美洲自助旅行，借此他开启了自身的社会意识，从而寻求受压抑者的集体解放。同样崇尚移动精神与生活体验，这是一个与敲打派有所神似，但路径态度分歧，从而结论有别的西方文化典范。那么台湾社会在风靡折叠式单车所带来的移动感之余，眼见西方社会对移动精神的各种变体，是否又能将此时尚风潮略为扩展引伸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