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 表演艺术杂志

九○年代初期，出身优剧场（优人神鼓的前身）的刘守曜召集一票同年龄的青年才俊（包括黄志群、李小平），横冲直撞做个人表演，甚至和小剧场导演陈梅毛、装置艺术家侯俊明合作「惊世骇俗的装置展演」。那是一间名为「台北尊严」的茶艺馆，位于师大对面一家画廊二楼，由艺术家开设。侯俊明做了一个长条形的屋子在中间，貌似阳具，打开之后刘守曜就躲在里面，穿著凤冠霞被和丁字裤。旁边铺有沙堆，叠上一个个圆形石头；石头中央摆著两束假发，如同阴道的视觉效果。现场悬吊生肉，还找来唱片业的朋友做音乐。

从实现自我到正视现实的剧场路

那是年少轻狂的刘守曜，「那时候很疯狂，做了很多这样的事情。」他说：「年轻的时候，我定的目标是『实现自己』。」身为年轻剧场工作者，当年刘守曜的表演、创作之生猛，确实令人印象深刻。学过舞，当完兵，考大学时因为刚好碰上换教材，只好进补习班蹲了一年。考上外文系的那个暑假，刘守曜说：「很闲，因为不用去成功岭，就跑去参加刘静敏创立优剧场之前的工作坊。结果主题是贫穷剧场，葛罗托夫斯基（Grotowski）的身体训练……比当兵还苦，吓死人了。」这是刘守曜的剧场震撼初体验，也开启了他接续三年待在优剧场的扎实训练。

其后，他负笈欧美，踏遍铃木忠志、尤金诺．芭芭（Eugenio Barba）、理查．谢喜纳（Richard Schechner）等大师工作坊，累积丰富的训练与表演经验，继续努力「实现自己」。表演、竞赛获得的好成绩，在在回馈他过人的努力与天分。回到台湾，他则重新思考：继续专注于表演和创作，之于「实现自己」，在台湾还有多少空间、高度，可以前进，可以生存？于是出现了担纲制作的刘守曜，出现了开始看见产业生态现实难处的刘守曜……。「真的就是到了不同年龄，会出现不同的阶段目标，对自己来说，是不同的挑战。现在必须顾虑更活生生、血淋淋的现实，如何保留其中一点点的理想性，可能就是我现在考虑的问题。」

演出、创作之外，曾经任职艺文媒体的刘守曜，在文字工作外也担任演出制作；大量和国外创作者合作，也从事策展工作。二○○四年接掌舞蹈空间，催生一向擅长的跨界制作外，也邀集不同国家、跨领域的艺术家，来台举办论坛与工作坊；累积国际合作经验，更对周遭国家的发展轨迹有所观察。近年他推动较多大型案子，也担任大量评审工作。从文建会扶植团队到三重图书馆的儿童演讲比赛，都有他的身影参与其中：「前两年，每年都看超过一百场国内的音乐、戏剧、舞蹈、社区、戏曲表演，也更了解整体生态。然而，越了解，越发现自己真的无能为力。站在不同距离观察，看见很多结果是由各环节共同造成，你自己一个人做再多也没用；就只好，微笑。」语毕，他攀上高音大笑，却带著藏不住的无奈。

他举一个儿童说故事比赛为例：「菁英教育」培养出来的小朋友，穿著短短的西装裤上台，一站出来就比画手势高喊「领袖」！歌仔戏团老师协助打点的演出，让小朋友各自以草莽架势上台亮相，演出「救母」桥段；还有相声团体教出来的满口京片子……各型各款都有。「你会觉得好可怕，因为太多、太混乱，让人无法轻松说出『这就是多元文化的现象』。比较乐观地说，是一个过程；但其中完全没有比较清楚的『观点』，让人不禁反问小朋友的学习，是只学形式？还是纯粹为了开心？」

喜剧调性来自面对人生处境的态度

故事到这还没结束，「我以为评完回家，就掰掰了。没想到第二天接到电话，说比赛结果让其中一组参赛者非常不满，跟主办单位投诉，宣称要发动网友联署抵制……我心想：『喔，果然是台湾……。』后来他们仍然维持原先比赛结果。几个月后，我又接到电话：『老师，你们评选的亲子组和小朋友去台北县比赛，都拿到第一名喔！』我说：『好，谢谢你。』心里无从高兴起，只觉得很无奈。」

十多年过去了，站在表演艺术产业生态链的不同环节，刘守曜不停转换视角观察，却发现这些层层进逼的结构并非短时间就足以改变；受到现下经济不景气的影响，竞争关系和生存方式，也显得更加残酷。刘守曜不讳言：「从前纯粹当创作者时，怀抱比较高的理想只想往前冲；后来转做艺术行政，然后再回来演出、创作，多少会比较了解两种思考之间的平衡点，以及创作者面对生活碰撞可能出现的问题，或者，所谓『和社会之间的距离』。」

相对于此，随著人生所见风景不同而转变的心境，也同时投射在创作里。刘守曜说：「我自己之前的创作比较沉重，当然现在想表达的东西也不会太轻；然而，面对的态度跟以前不太相同。我真的很想呈现一种现代人的处境：『哭笑不得，可是你又无可奈何，那，该怎么面对？只能开心地活著吧！』这是我到中年之后，才比较出现的一种处世态度。也可能是人生走到这个阶段的反思，以微笑面对种种荒谬处境。」讲完，他又高声大笑。

最后一片拼图：写实表演

一九九七年的《爱比死更冷》，是刘守曜上次发表的个人导演作品。十多年过去，表演、创作、制作经验都很丰富的他，十一月将执导创作社的《爱错乱》，这次他放下自身擅长结合肢体动作与戏剧表现的创作手法，著手工作语言性强的文本。从近年对个人表演脉络的反刍出发，以写实表演为底；而随著人生进程有所转变的心境、态度，也让他一反过去作品较为严肃的风格，大步迈向喜剧调性，要带领观众一起，笑看人生。

然而，他坦言：「之所以回头做文本，是因为这几年再回头看自己对表演的研究，好像有一块空缺，就是史坦尼斯拉夫斯基，或者说，所谓写实主义的表演。后来发现，它的确能够填补我在表演实务经验和理解历史脉络上的缺口，几乎可以说是拼上了最后一片拼图，清楚完成整体的轮廓。透过近年对于写实表演的研究，帮助我了解自己身上累积的，这些六○年代方兴未艾的剧场实验概念——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想要得到的东西、以及想要反叛的东西。」

其实，从早年的《夜长梦多》、《无可奉告》，到重新演绎莎剧文本的《疯狂场景》，身为演员，刘守曜早已巧妙运用写实表演技法，呈现角色、工作语言。在今年五月才演完的《少年金钗男孟母》中，为了兼而捏塑角色的外在形象与内在肌理，他大量阅读民国初期的资料作为功课，同时尝试如何转换档案，使之内化进入表演风格。随著重新整理自我表演版图的实践过程，他开始站在更全观的位置；于是，当身分切换成为导演，他刻意选择「文本」为目标，工作之前较未触碰的创作领域，也透过这个形式，提出写实表演之于自身的心得和想法。

完成年轻时的未竟之事

早在大前年，创作社就找上刘守曜，谈今年的创作。思虑周密的他，不断提出新点子，也每隔一段时间就自行否绝。因为想要「做文本」、「做自己对写实表演的想法」，中间一度几乎敲定演出三岛由纪夫的作品《萨德侯爵夫人》，然而最终卡在版权问题，只得作罢。几经波折的制作过程，并未造成刘守曜太多困扰；跨界合作的丰富经验，让他催生作品更开放，以「有机生产」的丢接方式，同时和其他三名不同世代的编剧群一起工作，为戏注入更多丰富的可能性。

刘守曜说：「这次创作真的是在发展中成长，所以我一开始也不那么清楚，但渐渐觉得，想要谈的东西，表现在调性或角色深度上，都和自己的生命经验密切相关。这些过程，也是在找自己可以生存下去的地方，看哪种方式最适合，而自己又是个怎么样的人。这些年，我有意识地观察周边现象；但并不很有意识该怎么往下走。然而经验这些过程，我觉得人变得比较安静，想回来做一开始想做、或年轻时想做但还没完成的事情，现在可以比较安静地继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