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纳河对左拉的文学有没有起过实质作用？台湾作家笔下的河流，对他们而言，意义何在？这对我来说，也像是河流所带来的「深山里的东西」，那些我们还无可辨识、无法辨识、不愿辨识，却曾／会在我们记忆中形成认知地图的种种物事，它们总是静静流动，因著河畔的人们如何看待人事、自然环境，而有了微妙却不可见的转变。
几年前看《左拉传》，印象最深的是左拉和塞尚（Cezanne）未成名前，在巴黎破旧阁楼的生活。左拉后来遇上了妓女娜娜，并以她为原型，写出了《小酒店》、《娜娜》后一夕成名，买下可以看到赛纳河的别墅，过著优渥的生活。但此刻老友塞尚却离他而去，临走前说：「从阁楼的日子一路走来，真是漫长。那时候天气冷，你一边把书烧了取暖，一边还大喊著：『要烧掉伪君子和不要脸的作品，让书页的火光温暖求道者的身子！』……我们这些人还是穷些好，不然才华会像你的肚子一样，变得又肥又肿。」左拉当时已然成名，他所要做的事，只是等文评家吹捧，然后渐渐老去。
但几年后法国军方丑闻「瑞佛斯案」让左拉重拾初衷，他为这件冤案辩护，结果落得自己逃亡英国，远离赛纳河。
河流书写意味著人对环境的一种观看姿态
坦白说，这部一九三七年出品的老电影说不上精采，但我始终想著那条在左拉贫穷、富贵、写《娜娜》，为瑞佛斯案写〈我控诉〉时，都无言流淌的赛纳河扮演了什么角色？左拉在凝望、拍摄、描写赛纳河时，塞尚的话语是否浮上心头？
后来我读到两本书，让我更对河流与文化、文学的关系感到好奇。一本是贾德．戴蒙（Jared Diamond）的《枪砲、病菌与钢铁》Guns, Germs, and Steel。这本书把「生物地理学」到「文化地理学」联系起来，戴蒙认为文化不只是人创造出来的，而是和环境一起创造出来。另一本则是美．休瑟（Verne Huser）所编的《河流倒影》River Reflections : A Collection of River Writings。里头择选了美国三百五十年的河流书写，包括马克．吐温（Mark Twain）的《在密西西比的日子》Life on the Mississippi、威廉．福克纳（William Faulkne）的《野棕榈》The Wild Palms、约翰．葛雷夫斯（John Graves）的《再会大河》Goodbye to a River，以及诺曼．麦克林（Norman Maclean）、爱德华．艾比（Edward Abbey）等人的作品。作者有包括了文学家、船夫、探险家、博物学家、历史学家，以及河川踏查者（river walker）。
我后来因此写了一篇论文，谈论台湾的河流书写，自己也投入东部的河流踏查。除开乏味的学术语言，我以为河流书写较近于一种人文的拓朴学（topology），它意味著人对环境的一种观看姿态，以及人与河流互动时产生的文化意义。
来自深山源头带来不知名的物事
台湾大小河川计一百二十九条，有流短水急、侵蚀堆积作用旺盛、洪枯流量悬殊的特色。而河流与此地的地质与各种文明，充满了交错复杂的故事。许多地名和水域所创造出的地理特质有关，像是芦洲、三角涌、下坝、圳寮、礁溪、二水、溪厝、水尾、下水埔、关渡……，且几个早期文明或主要城市皆是沿著淡水水域发展。这些河流有多少故事可说？多少书写者的世界观依傍岸边而逐渐成形？描写这些水域的文字如果接续起来，可以流淌多远、多广，负载多少情感？
河流常被视为空间上的地界，另方面，又如赫拉克利斯特（Heraclitus）的名言「你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它也具有「时间感」。河流不像海洋意味著没有边际的浪漫，河流有著源头，而且终究能找到源头。与山岳的「定著」、「高耸」、「不可亲」不同，河流在文学中联系的喻词常是「变动、蜿蜒、可及的」。或许，还有会从深山带来不知名物事的神秘感。
河流大致有两种文学形象，分别是抚育者与施暴者，这是因为文明多半是临水建立，另一方面洪灾又会侵夺人的财产与生命。近代河流又出现另一种形象，那就是因污染而变成「受害者」。
在台湾的文学作品中，河流较常以象征、隐喻、和记忆场景出现。比方说黄春明笔下的「歪仔歪」，就是靠著兰阳溪开垦出来的一片田地，农民每年雨季都要和浊水溪的洪水「抢」歪仔歪这块地。施叔青的《行过洛津》一再以「洛津口门淤废在即」暗示浊水溪改道所造成市镇的兴衰，终将造成人事移易。吴晟的《笔记浊水溪》则善于使用史料、调查报告与实际踏勘，再透过作者的记忆地图，重重叠影，展示了一种如同「水域图」般的描写手法。而简媜的〈水证据〉则以「你」为主述，俯瞰台湾岛的形成，在她的笔下七家湾溪有「一种灵气，让樱花钩吻鲑斩断思乡、回游之链，使她依偎七八十万年」，基隆河「的表现正中有邪、邪中带正」。
同一条河，不同时代不同心灵的发现
倘若我们以同一条河流来观察，则更容易发现不同时代情境、不同心灵所发现的河流面貌。就拿淡水河来说吧，在清末来台采硫的郁永河，小说家郑清文，和自然观察者刘克襄的笔下，截然不同。
写《裨海纪游》的郁永河在康熙三十六年（1697）来台采硫，彼时人类文明对景色的改变仍相当有限，他从府城（台南）出发，渡过大甲溪，才「得见一人」。乘船「由淡水港入。前望两山夹峙处，曰甘答门，水道甚隘，入门水忽广，漶为大湖，渺无涯涘！」所描述的正是现已消失的台北湖。后来西川满则根据此书改写为《采硫记》，林海音改写成《采硫日记》，叶石涛也改写成《采硫记》，直至八○年代初，马以工写了〈几番踏出阡陌路〉，并花了四天的时间循著《裨》书的部分行程进行踏查。对现居淡水河畔的居民来说，无论如何，淡水河都不再有「渺无涯涘」的景观。「沧海之变，信有之乎？」
相较之下，郑清文童年的「大水河」始终是他小说中最沉默，却极动人的「角色」，而不只是背景而已。郑清文小说中的「大水河」，就是淡水河流经新庄的河段，而「旧镇」，指的就是「新庄」。旧镇曾是一个曾经繁华的港市，但在淡水河淤浅后，市镇面貌遽然转移。郑清文藉大水河和旧镇，去写人的生命史和环境的互动关系，以及世代变迁。名作〈水上组曲〉、〈三脚马〉都是构筑于不同时间下同一空间中的故事。
齐邦媛教授曾提及〈水上组曲〉的郑清文像是「写诗的阶段」，「用散文诗的形式写一个表面上从无一语，内心里是波涛起伏的恋慕」，「全篇的中心是暴风雨中的大河，『在呼啸、在怒吼，那只无羁无绊的，无限大的野兽，在翻滚，在掀动』……」他的各部短篇汇聚成一条长篇小说似的「大水河」，实是一部如水系般的聚落变迁史。
流过诗人之心的淡水河
郑清文曾写过一篇〈大水河畔的童年〉，如此描述他和淡水河由亲密到疏远的过程：
战争以后，我到台北念书，也学会了打球，也渐渐和大水河疏远了。
那以后，大水河也渐渐改变了风貌。
先是上流山区，滥伐森林，不能保持水分，而且有大量泥沙流下来，使河水淤浅。
然后，人们在上游建筑水坝，又把河水引导去灌溉。平时下游没有水，一旦刮起台风，水坝开始泄洪，双管齐下，有一次大台风，几乎把旧镇这个大竹筏冲走了。
然后，有人开始采砂石。……
然后，人们开始把污水放进大水河里了。
以前，我在河里游泳，喜欢放低眼睛，使视线接近水面。那样子，我会觉得河面特别宽，特别大。我看著水流载著一点小水泡，或草屑，从很远的地方流过来，而后流到很远的地方去。这时，水流好像已变成了时间。
……但是，不管如何，大水河也将继续流下去吧。
当郑清文笔下的旧镇风光已然逝去的时候，年轻的诗人刘克襄正对淡水河提出他的意见。正像郑清文后来所看到的，此刻台湾的河流普遍遭遇水泥化、优氧化、上游森林消失，拦砂坝造成淤塞等等问题。当抚育者沦为受害者，刘克襄把关心从人的身上移转开来，放到河流其他的子民身上。他写到「二十年前，当大汉溪上游的毛蟹开始顺河下来，准备到淡水河口产卵时，中途碰到了高大的石门水库拦阻。石门水库没有鲑鱼，自然没有水道让毛蟹前进。生态上，毛蟹也没有陆封型。从此，石门水库以上的大汉溪毛蟹绝种了。」（《旅次札记》）
诗人在关渡、竹围进行定点踏查，投入了呼吁设立关渡保护区的运动，做了一个时间的比喻：「假如将关渡沼泽区的历史浓缩为一分钟，人类出现的时间不过三四秒，我们这一代的出现更少于秒数。但我们却在这一刹那，不到一秒的时间里，全盘破坏了它往昔的演变过程。」（《随鸟走天涯》），日后，他开始关心人类开发、迁移和自然环境互动的关系，成为一位兼具人文与生态理念的旅行家。直到现在，我在淡水河岸慢跑或观鸟时，都仿佛还听得到他在一九八四年写的那首〈希望〉：
终有一年春天
我们的子孙会读到
头条新闻如下：
冬候鸟小水鸭要北返了
经过淡水河边的车辆
禁鸣喇叭
当然，正如你所见，淡水河岸非但没有禁鸣喇叭，还有政客打算兴建快速道路，甚至是高架桥。
留下记忆中形成认知地图的种种
写到这里，我望著窗外的淡水河，又想起了左拉。
左拉最终还是回到法国，在争议声中继续为冤案辩护，继续写他的小说来对抗世界，一九○二年因一氧化碳中毒死亡。赛纳河对左拉的文学有没有起过实质作用？台湾作家笔下的河流，对他们而言，意义何在？这对我来说，也像是河流所带来的「深山里的东西」，那些我们还无可辨识、无法辨识、不愿辨识，却曾／会在我们记忆中形成认知地图的种种物事，它们总是静静流动，因著河畔的人们如何看待人事、自然环境，而有了微妙却不可见的转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