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 表演艺术杂志

摊开刘亮延洋洋洒洒的的履历，你会发现六年级末段班，已迈入三十大关的他，像是个继承台湾八○年代小剧场运动血统的文艺青年——兴趣广泛，大学读的是英美文学，硕士班转而钻研应用艺术，博士班则进入社会与文化研究的学术范畴；最早被定位为青年诗人，写得一手好诗，出版过诗集，也集结同好创办诗刊，进入研究所后开始涉足摄影、录像、戏剧与舞蹈、平面设计等多元艺术领域，最后选择在剧场以编导身分落脚，并创办了从团名到表演风格都令人「匪夷所思」的「李清照私人剧团」。

因为对文学的不确定  他找到了剧场

将创作重心转向戏剧的契机，始于刘亮延对文学的不确定。「对文学的了解愈深，我开始怀疑，自己透过写作究竟能够表达什么？」二○○一年，刘亮延首度发表编导作品《我们的蛇》即获佳评，二○○五年取材张爱玲小说的《曹七巧》，大胆挪借传统戏曲的唱腔作表，重新诠释了经典人物的七情六欲、爱恨痴癫，更获当年台新艺术奖的肯定。这一路下来，他摸索出了一个可能的答案：「如果自己可以说些什么，那么应该会是在剧场吧。」如果剧场之于刘亮延，有著不可取代性，那就是从纸上「书写」到舞台「言说」之间，存在著太多表达的可能。

「一直以来，每个戏的重点，都是在开发书写和言说、语言与修辞构成的各种组合──谁在说？说什么？如何说？」刘亮延认为，不管在心理或行为上，写诗都是很直接的行动，相比之下，剧场则是较为迂回、躲藏和隐匿的创作方式。「如果有一天我可以写小说，那是剧场带给我的训练和启发，让我可以将自己隐身在更为复杂的场景和角色内心独白中。」然而，不可回避地，剧场演出还是不同于案头写作，必须在排练场上实际处理「人」的问题。「至今，我都还没有意识到自己是个『导演』，最兴奋的时刻是剧本写完的那一刹那，然后那个快感会一直支持我把戏完成。如果要说两者之间的落差，那就是导戏要把自己的概念和想法藏起来，不能一说出口就是答案，要慢慢引导演员接近核心，等演员长出他自己的东西，这是我觉得比较挫败的地方。」

没有戏剧科班包袱  创造「花痴」关注女人

观察刘亮延历年的作品，你可以说，他没有戏剧科班出身的包袱，你更可以说，从文本到演出，他总是很「一意孤行」、「毫不避讳」地实践他对剧场的想像，也因为这种「任性而为」，我们得以看到台湾剧场难得的「妖艳诡谲」、「烟视媚行」的特异姿态。以文本的角度来说，从《曹七巧》、《白素贞》、《刘三妹》到《陈清扬》，不见传统角色你来我往的对话，几乎都是动辄上万字，以第一人称独白写成的连篇絮语、论述或宣言；就关注议题而言，这一系列他称之为「花痴剧场」的戏，关注的对象都是女人，不论是寡妇、妖精、慰安妇或是情欲自主的女性，「花痴」作为一种手段，以奇观引人窥视，继而翻转、颠覆观者对角色的刻板印象和心理态度；在演出形式上，融合京剧、客家戏、歌仔戏、歌舞伎等传统戏曲元素，借由繁复的程式，将表演形式推向极端风格化。

如何看待自己笔下创造出来的这些偏执又激进的「花痴」？刘亮延说，如果女人是花痴，男人就是白痴，身为一个男人，与其当个没有意识的白痴，不如当个花痴。「男人太脆弱了，随便一折就会坏掉，女人可以是妈妈（motherhood）、甚至是女神（diva），拥有无比强大的内在力量。女人与花，首先女人会觉得花很美，进而想要变成花，再来却会对花的美生出一种嫉妒的恨意，光是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争斗，关系永远是微妙暧昧的，怎么说也说不完。」于是他意图借由这些让观众又爱又恨的女性角色，时而矫情感伤时而真情流泻，曲折地吐露这个世代的关怀与凝视。「或许是世代焦虑吧，我们这一辈的人平平凡凡、正正常常，没有血统、没有创伤，想要说些什么，都容易让别人觉得无病呻吟，因此我的作品不管是角色塑造或者表演形式，都有繁复的装饰性，为的就是让自己藏在里面，不会太直接地浮现。」

新作《夏绿地》  最贴近自己的创作经验

新作《夏绿地》是刘亮延认为最贴近自己的一次创作经验。「这出戏透过一名患了忧郁症的女作家，直接碰触了作家与书写的关系：为何我们需要书写？写了之后自己会变得比较好吗？世界会变得不一样吗？」边缘的性格与幽暗的内在之必要，一如日本的电影和剧场导演寺山修司对刘亮延的启发。「看寺山的作品我觉得，世界是一个吵吵闹闹的大市集，里面有很多讨厌的人、肮脏的人、在日常生活中眼不见为净的人，当然也有高贵纯洁的人。这就是社会，一个大的垃圾桶，满街的垃圾，里面有可以回收的，也可能会有宝石，当你不去评断它是脏的，或者是它是有价值的，而把全部的东西罗列出来，每个人、每样东西的存在都有其价值，那才是剧场最迷人的地方。」

谈到六年级生在剧场的处境，刘亮延不讳言自己存在著危机感：「虽然已经三十一岁了，可是别人还是把你当小朋友，拿不到大的资源，但也不会分不到饼吃，这种不上不下的状况，还会持续一阵子。」虽然剧场的资源有限，无论是体力、精神或金钱，都是一种耗费，然而刘亮延对剧场之路依然笃定。「我有想说的话，想表达的想法，我就会在剧场一直做下去，除非有一天我觉得没什么新意，创作变得千篇一律、照本宣科，那就是离开剧场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