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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美的时刻》于2009年首演,去年底圣诞节时重演。(林韶安、许斌 摄)
特别企画(二) Feature 2010表演艺术回顾 现象观察之六:小剧场的重演与加演

小剧场拉长战线 在创作与市场间拔河?

小剧场的特色除了规模小,另外就是内容的实验性和创意性高,是剧场艺术生态不可或缺的一块。可是这门创意成本高、观众少的艺术,如何能够在「将本求利」的世界中生存?而增加场次、拉长战线,果然是小剧场发展的必然出路吗?

 

小剧场的特色除了规模小,另外就是内容的实验性和创意性高,是剧场艺术生态不可或缺的一块。可是这门创意成本高、观众少的艺术,如何能够在「将本求利」的世界中生存?而增加场次、拉长战线,果然是小剧场发展的必然出路吗?

 

剧场表演的成本高,一次性消耗的问题渐渐浮上台面。再加上目前台湾独缺三百到五百个座位的中型剧场,制作一出戏所消耗的预算难以在一次演出之后就打平。以往只有大剧场加演巡回。如今小型表演制作的重演、加演,愈来愈多,慢慢有蔚为风潮的态势,使好戏加演不再是大剧场的专利。

小剧场的特色除了规模小,另外就是内容的实验性和创意性高,是剧场艺术生态不可或缺的一块。可是这门创意成本高、观众少的艺术,如何能够在「将本求利」的世界中生存?而增加场次、拉长战线,果然是小剧场发展的必然出路吗?从走访小剧场工作者,从创作者、制作者,以及对观众最敏感的场馆经营者,不同角度来观察小剧场拉长战线的探索结果。

创作:「让愈来愈多人看见」

按照过去的常态:台湾小剧场的制作规模,大至实验剧场一百八十个位置,小至牯岭街小剧场一百个位置,大约一周档期,周五到周日,四到六场演出,也就是说每一次发表新作,即使满座也仅有四百到一千名观众上下。这对呕心沥血花好几个月筹备一出戏的创作团队来说,自然难以满足。加演,是创作者的梦想。

二○○九年入选台新艺术奖的《最美的时刻》在去年圣诞节加演,无独有偶团长郑嘉音认为,每次旧作重制,总是被问,这个版本有什么改变。但她认为:「重点从来就不是这个,应该说此时此刻,这个表演已经从单方面由创作团队端出来的菜,转变为和观众一起完成的作品了。更何况,平常一出戏在台湾能演出的场次,在国外大概仅能称作preview,每次韵味才要发酵,就下戏了,因此,一定要鼓励好戏能一演再演!」

导演Baboo也说,加演是让实验性表演的技术更熟练、想法更完整的机会,也让创作者得以休息、酝酿、反刍,不必每年都必须拿出新的作品,全部重来一遍。「比起大剧场提供给观众娱乐、明星品牌、有保障的东西,操作方向非常清楚;小剧场的观众反而是难以操作的,他们是一群挑剔的观众,挑戏的品质、戏的风格、戏的美学、演员表演方法……随著表演节目愈来愈多,观众愈来愈精挑好戏才来看。小剧场重演,绝对是节目品质的一种指标。」

小剧场的专业模式和雏型都已走出同侪模式,绝不因为规模小而变简单。虽小剧场的外在环境还未达产业水准,可是内部人员的专业程度和薪资给付都已上看产业水准。Baboo以他近年执导的《给普拉斯》、《最美的时刻》为例,几乎都是单名顶尖演员独挑大梁,加上到位的技术和创意执行,构成品质保证。每部经费都从百万起跳,直逼中型剧团的水准。

制作:向商业模式看齐?或另辟一片天地?

然而,小剧场的重演、加演,是否真能降低成本、增加获利?问题除了牵涉作品的技术条件,也考验表演团队的行能力。就现况而言,小剧场普遍面临的状况是,在台北叫好叫座的作品,到了中南部票房就会让人一筹莫展。此外,因应不同场地的技术问题,也使得巡回成本难以调降。表面上是戏愈好加演愈多,但其实涉及该作品对移动的适然性。这便隐藏一种危险:如果剧团以巡回重演为导向,创作者「被训练」成自动选择舞台条件不太复杂、演员人数少、无特定空间性的方向做创作。这对创作的多元化的发展,却未必是件好事。

目前公部门对旧作重制的补助空间比新作来说远远偏低。出国巡回依照惯例也只补助「差旅费」,对于重新排练、道具重做、人事开销、宣传等重制必要的开销,通常剧团必须自行筹措。又若果真要进入国际艺术市场,所牵涉的行政、翻译、行销,乃至于法律顾问费用等,岂是中小型剧团所能支付?于是在目前的市场机制之下,小剧场走出去,交流、开拓的意义,远大于真正获利的意义。

如果以商业剧场的思考模式,本应该是以一个制作应有成本为多少,再回推应该演出多少场次才能回本,以如此规模进行行销运作。然而,小剧场的市场有限,成本更低,创作人和制作人反倒要齐心合力,从「能筹到多少钱」去考量「做多少事」或者「做或不做什么」。就小剧场作品的重新制作来说,是要往「商业模式」去复制,或者产生另一种思维和操作?颇值得深思。

市场:行销决定一切?

国内有的不是一千个座位以上的豪华大剧院,否则就是容纳不到百人的黑盒子小剧场的生态下,拥有两百四十个座位的文山剧场,俨然成为国内需求若渴「中型剧场」的替代剧场,虽它还有某些空间设计上的缺陷。如沙丁庞客剧团《在世界的房间》、台原偶戏团《泪痣图》、林文中舞团《情歌》和慢岛剧团《鼻子记》和《黑白过》,都藉著一年两次的类艺术节演出,探测他们作品的「市场接受度」。

根据文山剧场负责人林青萍观察,经挑选的节目都有一定水准,品味也趋于中产阶级,并不曲高和寡;然而票房上落差悬殊,差异取决于各剧团的行政组织力和行销推票能力上。也就是说在节目爆多、资讯爆多的文化社会,「市场接受度」和「组织行销力」必须互为刃背。

牯岭街小剧场负责人姚立群也观察到类似情形。二○○八年以来每一年在牯岭街演出的节目都可以参加网路票选,第一名会获赠牯岭街的一个档期,前两年脱颖而出的分别是同党剧团《飞天行动》和沙丁庞客《五个小丑和一张椅子》。但这种比赛先决条件要叫好又叫座,对缺乏观众基本盘的团队是不利的。

姚立群忧心市场机制会让小剧场变无聊:「大剧场在男欢女爱,小剧场也在男欢女爱。」「如果小剧场的节目跟民国一百年或两厅院廿周年的节目,本质一样只是规模变小,那还有甚么意思?」

我们发现在小剧场拉长战线这条路上,商业体制思维与艺术优先的思维不时交错、拉扯;正反映了此刻小剧场工作者的困境,犹如哈姆雷特在问生存或不存在,意义上的生存或实体上的生存,竟成无法一道和解的诘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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