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 表演艺术杂志

钢琴家盖瑞．葛拉夫曼（1928-）自幼师事俄国钢琴名家凡格洛娃（Isabelle Vengerova），十八岁即与指挥家奥曼第（Eugene Ormandy）与费城管弦乐团（Philadelphia Orchestra）合作，廿一岁赢得列文垂特音乐比赛大奖，后更为成霍洛维兹的私人学生，是廿世纪美国代表性音乐家。

但如日中天的演奏事业，在一九七九年右手出现肌张力不全症后出现转折：葛拉夫曼改弹左手曲目，并接下母校寇蒂斯音乐院（Curtis Institute of Music）教席，后来更成为院长。他多才多艺，除了音乐，更熟知东亚艺术，对中国文物尤为精通，此外也涉猎美食、美酒、摄影、写作等领域。葛拉夫曼文笔出色，著有自传《音乐老顽童葛拉夫曼—我为什么要练琴》I Really Should Be Practicing（中文版已由远流出版），既是幽默文学，也是廿世纪美国音乐文化与音乐家的生动纪实。

葛拉夫曼将访台于四月八日与台北市交合作拉威尔《左手钢琴协奏曲》，并于四月五日下午两点半于台北市交八楼排练厅举办大师班，爱乐者切勿错过。

 

Q：非常欢迎您再度来台演奏。可否请您谈谈对台湾的印象？

A：我非常喜欢台湾。台湾真的保存了丰富深厚的中华文化，美食更是令人难忘，我也认识许多杰出台湾音乐家。我第一次来台湾是担任钢琴比赛评审，那时高雄办了一个亚洲区少年钢琴比赛，参赛者除了台湾人，多来自韩国和日本。在比赛中，评审一般会为本国子弟护航，韩国评审就给韩国钢琴家打第一，日本评审就给日本钢琴家第一。这其实是人之常情。可是自从有个高雄小钢琴家上台演奏之后，韩国评审就给韩国钢琴家第二，日本评审就给日本钢琴家第二，大家都给这台湾男孩第一。我那时也给他第一，因为实在弹得精采。后来他来考寇蒂斯音乐院，自然也高分录取。虽然他不是我的学生，但我在他老师生病时代课指导，他也总礼貌地叫我老师——他叫刘孟捷，我想你一定知道他！

 

Q：哈哈，大家都知道他，他还和棒球投手王建民同一年获颁「十大杰出青年」呢！不过您是在手伤之后才至寇蒂斯音乐院任教，很抱歉再提到这个问题，但可否请您告诉我们，这症状是如何开始？

A：其实非常突然。我有一天练习布拉姆斯《第二号钢琴协奏曲》，发现有个地方怎么练都弹不好，手指到了那边就不听使唤，不能照我意思控制，老是弹错音。我觉得情况不妙，问了几个朋友，大家却笑说：「你以为只有你会弹错音吗？」

 

Q：那时医学界对此还没有深入了解，一般人也不知道问题出自何处。

A：没错，那时大家对肌张力不全症（dystonia）缺乏认识，不知道这是肌肉替代（注）最后造成神经传导路线改变，大脑要手指往东，它却偏偏往西。

 

Q：遇到如此问题的钢琴家其实不少，很多人无法自我调适，觉得那是晴天霹雳，但您似乎很看得开。

A：也不是什么看得开或看不开。当初我很担心，不知道问题会多严重，怕最后会蔓延。后来发现问题只在右手手指，不会变成全身瘫痪，我已经很高兴了。我右手只是失去演奏钢琴所要求的灵敏控制，生活作息仍然如常，不是说右手从此废了。而我也没有放弃演奏，只是改弹左手而已。我过了廿多年每季演出一百场的生活，比许多钢琴家一生演奏都要多，其实也已经够了。改弹左手之后，我的演出变成一年约廿五场，也是乐得轻松，可以把时间用在其他我想做的事上。

 

Q：对于演奏左手曲目，您有没有特别的心得？

A：以前除了拉威尔《左手钢琴协奏曲》之外，我几乎不认识什么左手钢琴作品。等到自己开始专攻左手演奏，才发现曲目其实很多，也不乏杰作，只可惜演奏的人太少了。我和梅塔与纽约爱乐合作康果尔德（Erich Wolfgang  Korngold）《左手钢琴协奏曲》，而那竟是此曲的北美首演，可见大家都忘了这部作品。不过此曲还算幸运；当年亨德密特（Paul Hindemith）也写了左手钢琴协奏曲，乐谱到现在都没找到！

 

Q：这两曲都是当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失去右手的钢琴家维根斯坦（Paul Wittgenstein，1887-1961），出资委托作曲家谱曲所得的创作。

A：是的，而康果尔德那曲子的和声实在丰富，管弦乐团华丽非常，而我得以一只左手和众多乐手抗衡。朋友就曾挖苦我，说我像是用一只左手弹整部理查．史特劳斯的《莎乐美》！

 

Q：说到理查．史特劳斯，当年他也为维根斯坦谱曲，而您录了其中的《家庭交响曲之番外篇》Parergon zur Symphonia Domestica，Op.73。

A：这是出自普列文（Andre Previn）的邀请，但我可得和你承认，我没有在现场弹过，因为音量实在太不平衡，钢琴根本无法被听见。不过透过录音技术，钢琴声部在CD里可是听得一清二楚，一点都不是问题。

 

Q：左手曲目在技巧上，有没有什么特别难处？

A：其实就和双手作品一样，钢琴家都必须找出方法克服其中的技巧难点，很难说有何「特别难」的地方，虽然还真是不容易。若要我说，我想其中最难的，其实是背谱，而我后来也不背了。

 

Q：为什么呢？

A：因为用双手演奏，任一手弹错音，其实不影响另一手。但左手独奏可不然。有些疯狂乐曲，像是瑞格（Marx Reger）写的作品，一只左手，五个手指，居然要弹三声部赋格。只要一个手指出错，自然会牵动到其他手指，根本难以挽救，也无从遮掩。如果还要背谱，任何错音都可能导致大灾难。我以前背谱弹左手曲目，朋友都说我疯了。最后我改成看谱演奏，不是背不下乐曲或对作品不熟，而是避免这种因错音而造成的不必要灾难。

 

Q：您上次来台时我才大一，而这两次您都演奏拉威尔《左手钢琴协奏曲》。对一般钢琴家而言，他们有非常多「标准」曲目；但对左手钢琴家而言，即使仍有不少选择，最常演奏的还是拉威尔。在演出此曲卅多年后，您如何保持演奏的新意？

A：就像一位好演员扮演哈姆雷特，我相信即使他演了一百场，仍能保持表演的新意，甚至随经验愈来愈成熟。我期许自己能是好演员，而拉威尔《左手钢琴协奏曲》也像莎士比亚《哈姆雷特》，是一部伟大深邃的不朽经典。面对如此作品，我永远都有新发现，也随时准备好要在演奏中和大家分享我的心得。

 

Q：当年维根斯坦请钢琴家谱写左手钢琴作品，现在您也影响当代作曲家，进一步丰富左手曲目。

A：我很高兴许多作曲家为我谱曲，包括罗瑞姆（Ned Rorem）的《左手（第四号）钢琴协奏曲》。包尔康（William Bolcom）则写了首非常具挑战性的作品：那是为我和佛莱雪（Leon Fleisher）所写，《Gaea：为两只左手和乐团的钢琴协奏曲》。此曲之难，在于我和乐团的部分是一个曲子，佛莱雪和乐团的部分也是一个曲子，可是两者结合，又是一个曲子——当包尔康告诉我们这个构想，我们都觉得他疯了，这个曲子根本写不出来，谁知他最后竟然写成了！倒是首演的时候，光是排练，就差点把我们给练死。

 

Q：佛莱雪是您相交六十多年的老友，他也苦于手疾。您出现这个问题后，佛莱雪是否给您复健上的建议？

A：哈哈，刚好相反！他比我早罹患肌张力不全症，试了一堆方法但都无效，最后受够了，乾脆放弃。反而是我在治疗期间得到许多新知，把最新疗法和他分享，他才重新开始复建。

 

Q：您的自传提到当年您们这群朋友如何讨论批评彼此的演奏，又互相扶持帮助，真的很令人感动。我想这样的经验，也必然在您担任寇蒂斯音乐院院长时，影响您的教学或课程规画。

A：的确如此。我非常鼓励学生互相倾听，也希望老师之间能彼此交流，大家讨论音乐，而不是关在琴房里自己学习，不知道别人的想法和意见。我在寇蒂斯音乐院设立了「钢琴讨论班」，几位教授一起聆听彼此学生的演奏，大家集思广益给予意见。所以在讨论班里，你可以听到我的学生弹完，我同事吼著：「究竟是那个白痴教你弹成这样的？」

 

Q：在您学习的年代，好像师生关系「必须」非常严密，学生若找其他老师上课，就会被视为叛徒。

A：真的是这样，而我觉得这相当不健康。有一个很著名的故事：我的某位同事以前在某学校任教。某日他进电梯，遇到一位他认识的钢琴学生，「某某老师早安」、「某某同学早安」，两人只讲了这几句话，但下午那学生的指导老师就怒气冲冲来敲门：「说！你给我学生上了什么课！你想抢我的学生吗！」所以在我们那时候，同侪讨论就显得格外重要。我是凡格洛娃的学生，接受非常传统的俄国学派教育。如果我不能给赛尔金（Rudolf Serkin）或许纳伯（Artur Schnabel）等德奥学派大师指导，至少我可以和他们的学生讨论，聆听彼此对同一曲目的弹法，交换或辩论各家诠释观点。我必须说，我从朋友身上所学到的，绝对不亚于凡格洛娃的教导。

 

Q：您在手伤后利用时间到哥伦比亚大学修习东亚艺术硕士并学习中文，如今成为品味学养俱足的中国艺术收藏家与鉴赏家，上次来台故宫还特别请您演讲。可否请您谈谈中国文化与艺术对您的影响？

A：我从小就喜爱中国与东方艺术。这没办法解释，只能说是天性如此。我去了中国卅四次，不是去演奏，而是和大英博物馆一同考古，或是亲眼见见名山大川，那些诗词书画里的美丽世界。我喜欢阅读，喜欢尝试新事物，对生活一切都感到好奇，也乐于探索。我希望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兴趣与爱好，特别是能欣赏艺术，人生真的会变得截然不同。

 

Q：您现在有好些著名的中国学生，像是王羽佳、张昊辰和郎朗，和您所喜爱的艺术世界大概也更为亲近了。

A：好几年前我去敦煌考古，有位小姐总称我葛拉夫曼先生，我说这实在太见外，妳叫我名字就好。她对我一无所知，知道我弹钢琴也教钢琴后，问我「那您知道郎朗吗？」唉，我真不该说实话——从此之后，我的称呼从六个字变成五个字，到我离开敦煌，我都不是葛拉夫曼先生或盖瑞，而是「郎朗的老师」！

 

注：身体若（不自知）长期以甲肌肉做平常该是乙肌肉做的事，导致大脑认知与神经传导路线配合失当，那么就无法以意识成功控制该肌肉，也就无法顺利完成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