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 表演艺术杂志

她的舞蹈路，从五岁那年被送上娃娃车起，注定带著流浪的意味。

十五岁考艺专，没有天生舞星的身段，腰不软筋不开让她吃足苦头，她只能发狠勤练。

习舞的第一个二十年结束，她决定舍弃自小学习的芭蕾，到NYU重新开始。

第三个十年开始时，违背毕业前教授的耳提面命：「别成立舞团！」她回到台湾，有了自己的舞团——世纪当代。

又一个十年过去了，关于编舞，关于创作，她再度舍弃了一些什么，重新开始了什么。她以斯特拉温斯基的两首音乐《婚礼》与《春之祭》为题，标记这个新的起点。

「我最近想来想去，终于发现，十年，原来对我是个很有意义的数字。」姚淑芬说。

第一个十年：我不喜欢跳舞

姚淑芬的父母是典型上台北打拚的一代人，从台南县北上，落脚于忠孝东路五段附近。当年此地是偏郊，有树有田，排行老三的姚淑芬，因此拥有一个庄脚孩子的童年，和兄长在田中跑跳、爬树，长辈说，跟个小男生没两样。

爱跑爱跳、活泼好动的天性，让母亲决定将她送去跳舞。家中并不宽裕，姚淑芬是唯一学才艺的孩子，但幼小的她并不珍惜：「我不喜欢跳舞。第一天去上课，从头到尾一直哭，吵著要回家。」回想当年被送上娃娃车去舞蹈教室学舞的不情愿，至今说来仍有怨言。姚淑芬说，朋友也嘲笑她：「都几岁了还有童年阴影！」

四十年后的今天，印象最深刻的，是每次上课总在娃娃车上绕行大半台北的情景。「舞蹈教室在四平街，所以我永远是第一个上车，最后一个回家。第一堂课妈妈也不跟我一起去，我就是一个人。」姚淑芬说著一笑，长大后到印度、到新疆、纽约、巴黎……都是一个人上路：「好像从五岁那天踏上娃娃车开始，就注定了。」

十五岁前，姚淑芬从最初的抵抗到接受，逐渐把学舞当成兴趣，考艺专、念舞蹈科，也成了理所当然的选择。然而，在考场上，她很快体认到现实的打击，初次有舞蹈梦碎之感。

「我学科表现很好，几乎考满分，但一到术科考试，首先是检查柔软度……不怕大家笑，我就是那个筋不开腰不软的人，连后侧肌都拉不开，分腿离地竟然三十公分……」学舞好歹十年，父母投资了很多钱在她身上，对这样的结果当然吃惊，问她：「筋怎么会拉不开？钱都花到哪里？」姚淑芬很沮丧，也不清楚自己为什么都快痛死了，身体还是无法达到舞者该有的柔软。

不服输加上愧疚感，使得姚淑芬考上舞蹈科后，咬牙苦练、狠练。她深知自己不是天生舞者的料子，想用勤奋弥补缺憾，于是不仅学校课程，校外哪里有舞蹈课开班，她就去学：「好像7-Eleven一样，到处练，都没停。」

终于，数年的辛苦练习有了成果，姚淑芬感觉到身体的变化，她更像个舞者了。但更值得一提的，是她踏入编舞创作的领域。

五年级的舞蹈科毕展，她编了一支现代芭蕾《惘》，说的是二十岁将踏入社会的心情。当时编了一组动作，但同学轮番试过一次，连体操队的人都没法做到，最后她自己上场。演出后，老师们都给了不错的评价，她当然高兴，不过还没意识到编舞将是自己更擅长、更有兴趣的领域；也没料到，自己很快就要离开芭蕾，投身现代舞的怀抱。

第二个十年：我根本不适合芭蕾

毕业后有段时间，姚淑芬在新象艺术中心、汉声舞集学舞、当排练助理。她也给大专院校啦啦队编舞。带的啦啦队常拿第一名，还能赚钱，她很满足。后来，保罗．泰勒（Paul Taylor）舞团的一名舞者来台开现代舞营，她参加后大为震撼：「跳现代舞怎么这么有趣！不用像芭蕾一样举腿，也不用烦恼自己的身体结构达不到要求，自由发挥、使用自己的身体，感觉真好！」

这段时间，不只解放对舞蹈的观念，姚淑芬也形容际遇有如「坐云霄飞车」。凭著工作存款，她独自到印度参加旅行，又去了新疆。接著到加拿大游学，再去纽约玩耍，因缘际会拿到模斯．康宁汉奖学金，可以到NYU念书——留不留？当然！

在加拿大时，姚淑芬去上了一堂芭蕾技巧课程。那堂课程带给她最大的收获，是「发现我根本不适合跳芭蕾」。刹那间体悟过去十多年的苦练，原来不是自己该走的路，不知道是什么感觉？

但她非常确信自己爱跳舞。若非如此，她可能很难熬过NYU上课那年，创作课教授Phyllis Lamhut一开始给她的「羞辱」。

那次上课，姚淑芬在全班同学面前呈现老师交代的作业——自己找音乐编一支独舞。她选了《末代皇帝》电影原声带的一段，音乐才下不到几秒，“Stop！”她很惊吓，过去没遇过老师喊卡，怎么回事？

Cliché。老师当著众人给了她这个字。「我连这个字是什么意思都不知道，还问同学。同学用我懂的方式解释，我当场失控，嚎啕大哭。回家后查字典，又哭。伤心死了。」（注）

姚淑芬记得，那堂课后Phyllis看她哭个不停，跟她说了一句话，当下姚淑芬只管哭，不懂，也不想理会，「可是你知道吗？那句话真是一个转捩点。我受用到今天。」

不只如此。Phyllis塞了一堆音乐唱片给她，要她从中找到启发，再试一次。她也发挥学生时代的用功劲，上图书馆找遍各种音乐聆听，发想。从那以后，姚淑芬所有的作品呈现，Phyllis都是赞赏，惹得其他美国同学向她抱怨：「老师对妳偏心！」

老师的那句话：不要站在屋簷下，要看远一点的地方。

第三个十年：从创意挥洒回到专注身体

后来，她不只看得远，根本是跑到远方看。她到巴黎、到英国新堡驻村交流，最爱看人。在巴黎，把搭地铁观察到的人生百态编成《走出．出走》（又是移动，她的人生命题）；在新堡，她以为成群结队上街的英国人在暴动，人们说，No，那是足球迷，她于是编了一支《I Get a Kick out of You》。

返台后的姚淑芬，起先以独立编舞家的身分和不同领域的艺术家工作。她爱观察、擅长把日常所见转换成舞台上的肢体动作，再结合不同的场所空间，不同媒材的创作，于是日常情境、琐碎的生活细节，变成舞台上虚幻与写实并存的异境。

也因此，将姚淑芬历年作品排开，看见的是一串五花百门的创意组合。她一直喜欢流行舞，所以有了《PUB，怕不怕》；两厅院一句「妳姚淑芬就爱挑战」，给她一大叠年轻作曲家的现代音乐，她二话不说，做了一支《失忆边境，A大调降转E大调》；她想讲环境与人的关系，就把舞者带到公馆的自来水园区跳《海洋狂欢节》，边跳边导游观众逛园区；《孵梦》让舞者塞在层层叠叠的弹簧床垫间跳舞；《大四囍》让男舞者穿大红嫁衣、挽面、莲步舞，反串新嫁娘。

但她又想变了。创团十年以来，她尽情悠游于以跨界、创意的概念组合出原创，肢体只占其中一环节，也开发出很多想像空间和可能性，但，「我想回到跳舞这件事。回到舞蹈的起点，跟身体工作。」

二○○九年演出的《婚礼》，很多人问姚淑芬，怎么变得这么不一样？「直觉吧，没有为什么。」不只舞者用截然不同的肢体语汇跳舞，这支用斯特拉温斯基清唱剧编成的舞，从画家王攀元的作品延伸，舞台上四散著白纸，在舞者脚下逐渐撕裂、纠结。不再有亲切的日常用品。投影幕上，王攀元画作中恒常出现的一枚太阳或月亮孤悬，这是姚淑芬理解的婚姻。

「舞者们大多时刻是半踮著脚跳舞，跳起来很难，他们常跟我要硬鞋穿，但这不是我的用意」。踮脚，人的身体就漂浮起来。踮著脚，扛举彼此向天，如同献祭，也是向空中的日月乞求，一如追寻一个圆满的婚姻，或借由婚姻追寻圆满。

「太阳与月亮太遥远了，圆满的婚姻也是。寻求这样的状态，就不可能是脚踩著地。」

第四个十年：逼视自己的献祭之舞

姚淑芬以十年为一单位的计算方式，放在舞团世纪当代身上，也才刚好第一个周期结束。她决定将回到肢体的《婚礼》，连同新编的《春之祭》，两支斯特拉温斯基视为创团十年的纪念。

虽然《婚礼》完成在先，《春之祭》才是姚淑芬真正的目标，「但我不确定自己有没有办法做《春之祭》，所以我想，若能先完成《婚礼》的音乐，我就可以做《春之祭》。」

为了重新寻找肢体，《婚礼》花了一年排练。这是她的献祭之舞。反倒是《春之祭》不打算像尼金斯基等大师那样以舞表现音乐的祭典，姚淑芬更想跳出人的原始动物性，以及情欲。

「我感觉婚礼的形成是为了繁衍下一代，但有些少数民族根本没有婚姻，他们可以靠走婚繁衍后代，那现代人为什么还要有婚姻？」将婚姻归结到繁衍，性，理当是姚淑芬下一步面对的重要议题。

然而，讲到性与情欲，创作过程变得很容易跟自己过不去。为了把现实中对情欲的经验、感受，透过创作说清楚，她在排练场上崩溃多次，「好几次觉得排不下去。有时候是跟舞者沟通有挫折，有时候是勾起过去的回忆。那些情绪的拉扯，好难。」

那逼视自己的过程，想必十分骇人。然而创作最吊诡之处，在于痛苦的同时也带来快乐，问她能否survive，她大笑，「会的，但我比较希望可以升华。」

升华之后，会是什么？已经习惯被朋友称为「打不死的蟑螂」和「九命怪猫」的她，相信自己有足够旺盛的生命力，继续创作，继续旅行。她还在那辆娃娃车上，没下来过。

注：Cliché，「陈腔滥调」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