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东北大地震发生后创作的《放屁虫》，透过荒谬剧般的情境，对日本社会的无力感提出深沉省思。应台北艺术节之邀，《放屁虫》将于八月中旬来台演出，本刊趁此机会，专访编导此剧的日本新锐导演神里雄大，一谈个人走上戏剧之路的历程与创作《放屁虫》的思考。
台北艺术节《放屁虫》
8/17～18 19：30 8/19 14：30
台北 水源剧场
INFO 02-25289580转192
神里雄大（Kamisato Yudai），一九八二年生于秘鲁共和国的利马市，但出生半年后就回到日本，所以并不会说西班牙语，对于南美也不熟悉。二○○三年四月，当初在早稻田大学文学部就读的他，为了要演出自己的作品，于是组了一个剧团，而团名的由来只是因为他向冈崎先生借钱组剧团，所以他认为出钱的人可以有权力命名，于是剧团就因此命名为：冈崎艺术座。二○○六年神里以《被抓住尾巴的欲望（しっぽをつかまれた欲望）》一剧，参加铃木忠志所主导的「利贺导演竞赛」获得最优秀导演奖，他是这个奖项史上最年轻的得奖者。二○○九年神里的剧本《剃头先生（ヘアカットさん）》入围「岸田国士戏曲奖」。二○一○年，他的作品《旧型冷气机（古いクーラー）》入选成为东京国际艺术节公开甄选节目之一。二○一一年，他的作品《放屁虫（へこき虫）》更成为东京国际艺术节自主制作的主要节目之一。除了剧场创作之外，近年来神里也涉及小说、插画、新诗等等的创作。
《放屁虫》在日本东京国际艺术节演出时的剧名是《红与黑的膨胀半球体（レッドと黑の膨张する半球体）》。他对于这个剧名所作的说明是：一八一二年在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突然出现一个半球体，这个半球体静静地持续膨胀，它把周围所有的东西全部吞蚀，因此没人看过这个半球体的真实样貌，但是这个形象却深深植入了原住民的脑中，成为了当眼泪乾枯后的信仰对象。
Q：为什么要以戏剧的形式来创作？
A：进大学前我一直是喜欢玩棒球的，但是后来知道自己无法成为职业棒球员，所以进大学后就参加了乐团。但是却又觉得不来劲，后来我就进了剧场。对于观众来说，一个人（演员）站在我们的面前，是拥有一种别的媒体——诸如电视电影——所无法拥有的影响力，所以说以戏剧的形式将演员呈现在观众面前，是一个非常直接的形式，所以我想要以这样的方式来创作。
Q：为什么会成为一个导演？
A：在我的生活当中，我常常会去观察人（演员），然后会觉得很想为演员做些什么事，所以我就选择以一个导演的身分来说我想说的话。
Q：在你的剧场生涯中，影响你最大的是哪一位导演或是哪一部戏？
A：与其说是影响，不如说「可以常常让我有自我意识的觉察，并且能成为我参考的对象，而且会不断给我一种原动力，让我觉得无论如何我一定要想办法超越他」，这个人就是——铃木忠志。对我自己来说，我并不会想要标新立异地去做跟别人不一样的事，其实我不懂戏剧，甚至连寺山修司我都不太了解，我只能理解铃木忠志的一句名言：放下你的腰，重心放低，踏实地自然而处不是很好吗。（腰を落としとけばいいんだろう）
Q：在你的生活当中，你如何去累积创作素材？
A：在我头脑清醒的时候，我会不断地去观察人，然后把我所观察到的人，像是照镜子一样地去反观自己。我常会被问到：「你到底是在什么意图之下写出那样的剧本？」其实我只是不喜欢已经被预设并且协调完整的东西，例如「这样做会比较有趣」之类的公式化的作品，或是大概会猜得到接下来会如何发展的剧情。虽然这种作品会让人感到安心，但是我总觉得少了什么。我觉得如果可以让观众读不到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进而产生紧张感与临场感，这样的戏才会让观众觉得有趣。
Q：这次的《放屁虫》一剧最初的发想是从哪里来？
A：老实说最初《放屁虫》一剧的发想，是当我在一边看著电视，或是在一边看著什么东西的时候，然后一边放屁，「噗」一声真地放出屁来的时候，我突然觉得，「啊～！我真的只是一个屁。」最初的发想真的是从这样开始的。
Q：主要是想要探讨什么事件吗？
A：要我在这里说出想要探讨什么事情，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个非常严肃的问题，这个剧名只是用来取笑自己，如此而已。
Q：想要传达，或是给予观众什么想法呢？
A：总之我觉得，观众就是经由演员的身体进入一个入口，然后到达出口，我希望观众可以有这样的感觉。
与其说是希望观众在看完戏之后能够有所思考，我反而是希望来看戏的人产生思绪混乱的感觉，接下来他再猛然地意会到「嗯？原来如此～～」这样的结果。我希望看完戏之后观众不是马上觉得「有趣！」而是「有趣吗？」。
其实「有趣」或是「无趣」对我来说，不是很在意。
所谓「有趣」，是由于每个人在各自的生命范围内所发生的经验，而产生的感觉。那如果是从我自己到目前为止的生命经验中去感觉「有趣」或是「无趣」的话，我就必须想到导演所在意的出发点，而不是为了满足观众的感觉而进行创作。
Q：在剧本里面看到有关父母亲、土地、国家等的符号，这些事物在你生命中是怎样的存在，你如何去看待？
A：我觉得父母亲对我来说是一种自我良心的意象；土地对我来说就是我自己本身，同时也是让我自己变得姿态憔悴、外表贫乏的东西；而国家对我来说是一种虚构的幻想。
Q：这个作品第一次公开演出是在日本东北大地震发生半年后的二○一一年十月，这个作品与大地震有连结的关系吗？大地震对你来说有怎样的影响吗？
A：当然有很大的影响。
一直以来我都觉得我必须要更加明确地去了解我创作的内涵，我觉得，日本的凋落的确是一件不可抹灭的事实，所以我觉得我们不得不更加地以谦虚的心来面对一切。
再者，我觉得我开始产生了一种怀疑的想法，那就是关于艺术与政治之间的关系，是否必定要取得一定的距离。
所以如果没有发生大地震，这个作品就不可能会产生，但是这个作品并不能说是只为了地震而专门创作的。
Q：排练的过程中如何与演员工作？
A：我的剧团只有一名演员，通常我会找剧场自由演员或是跟别的剧团借演员。我觉得演员最重要的是态度，所以真挚地面对是极为重要的一件事。演员要如何正确地使用身体，在我看来，演员一定要抱著必死的觉悟，才能站在舞台上。在必须要好好地与舞台上的一切取得良好沟通的状态下，绝对不能一边体验一边进行。演员对于未知的状态、空间、时空，如果不能抱持著一颗畏惧与尊敬的心是不行的。在排练的过程中我常会激发演员去思考，让演员非常活泼地自由讨论，并且在过程中我会要求演员用自己的身体来进行回答，让演员可以试著用身体来表达自己的想法。
Q：是什么原因让你继续做创作？
A：戏剧演出是我觉得最开心的一件事，它让我觉得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我喜欢观察人的身体，也就是观察人，也许这就是让我继续创作的理由。
Q：有什么想对台湾观众说的话吗？
A：这是我第一次到台湾，我觉得我们彼此之间一定会有很多的不能认同或是无法理解的地方，但是请不要马上就把我赶走了，请让我们试著相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