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 表演艺术杂志

根据北京演出行业协会对全市九十四家（包括小型剧场）营业性演出场所的统计，以及市场有关资讯。初步汇总资料：二○一一年北京市各类营业性演出场次共计21,075场；观众人数共计1,026万人次；演出收入共计14.05亿元。当中话剧类（舞台剧）演出有3,093场，占北京所有演出总场次的14.6%，比二○一○年（2,919场）略有增长。话剧类观众达101.9万人，平均票价245元（人民币），平均上座率80%。值得了解的是，这数字并不包含京剧类观众39.2万人、其他地方戏32.3万人、曲艺类34.7万人及儿童剧类87.7万人，京剧之外，这些演出都有80%以上的上座率。

数字的背后，首先反映的是堪称火爆的舞台剧生态：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专业到非专业演出场地；原创、改编或是经典剧码、正剧（straight play）、喜剧、闹剧、悲喜剧、传奇剧、历史剧，到近五、六年来标榜「音乐话剧」、「桌游话剧」、「减压喜剧」、「段子话剧」、「京派搞笑剧」、「荒诞现实喜剧」、「魔幻爱情喜剧」、「浪漫音乐喜剧」、「励志青春戏剧」、「密室悬疑爆笑话剧」、「时尚职场心灵喜剧」等新名词、新概念纷纷上阵，各拥山头；各种戏剧节、艺术节此起彼落；老字号专业剧团与新兴民营剧场工作室分庭抗礼；主流戏剧、实验探索戏剧、商演性质的戏剧演出等，各自有一片天。

「小」剧场与民间剧团的崛起与坐大

在二○○○年之前，北京的「小剧场」除了剧场空间小之外，也是艺术、实验、先锋的同义词。但今天北京所谓的「小剧场」，基本上是从剧场座位与制作规模来定义，按照演出行业协会的分类，是指座位数在五百以下的专业与非专业演出场所，并无戏剧内容与形式的指涉。

深受苏联戏剧传统影响的新中国戏剧原本是不存在小剧场观念的，负担政治宣传的大型公立戏剧院团是唯一的型态。一九八一年林兆华《绝对信号》点燃的小剧场之光，但直到一九九○年代初有了北京小剧场话剧发祥地——中央实验话剧院小剧场和中戏的「黑匣子」，到 一九九五年北京人艺实验剧场成立，才算长了根，也算让不少青壮导演有了一试身手的机会，掀起了北京小剧场话剧的最初一波热潮。突出者如孟京辉的先锋实验戏剧，除了打开独立制作的「体制外剧场」之门，也导入了商业剧场的水源。然而孟京辉一九九九年《恋爱的犀牛》不仅从先锋与实验出走，更以演出两千场的票房佳绩，让「荒诞」、「现实」、「浪漫」等戏剧开始在北京长了苗，终结了小剧场等同于实验先锋的时代，许多不同的力量也积极投入各种小剧场的行列当中。

经过几年的发展，二○○八年出现了最鲜明的转变：小剧场戏剧一百四十八部，演出近两千场，大剧场戏剧全年演出仅有三百场，约八十个剧码。小剧场的蓬勃进一步促成民营团体迅速发展，还打造了不少成功品牌：戏逍堂、盟邦戏剧、大可乐剧社、哲腾文化、雷子乐笑工厂……这几个名字都是小剧场演出海报上的常客，当时一年两千场演出约有一半都是他们的出品。导演孟京辉表示，自己曾经认为，戏逍堂出品的话剧没法看，但现在他发现，这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他们正在推动小剧场戏剧大步向前发展。

据统计，二○一一年北京专业民营演出团体有四百五十一家，超过一百个曾涉及小剧场演出，其中有廿多家是主营小剧场演出；「蓬蒿」、「方家胡同」、「繁星戏剧村」、「木马」、「先锋」、「蜂巢」等专门提供小剧场演出的新兴场地，更是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在政策领导下，北京市政府也以「东城区」与「西城区」为首，以陆续完成翻修、新建近百座小剧场为目标，回应去年中央六中全会之后确立的「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方向。而各种背景与舞台剧沾不上边的编导、制作人、投资者、演员……也取得了市场与媒体的发言权。

正因如此，今年迈入第五届的青戏节，似乎也逐渐受到官方的重视。较以往不同的是，今年青戏节首度进入北京大剧院，在实验厅里举办开幕典礼及演出，并且也和台湾的广艺基金会合作，将《黄粱梦》、《斗地主》、《在变老之前逐渐远去》等当地的演出，与台湾的《贼变》、《春眠》、《黑白过》三出戏，以「黑白城市」为主题，以交换节目的形式取代邀演，让两地的小剧场有更进一步的交流。今年的青戏节总计有来自十三个国家、六十三出戏，在北京十二个小剧场上演，相较于刚成立时只有十来出剧目上演的景况，成长的速度的确不可小觑。

发展底下的阴影  「戏剧已死？」

但随著市场的快速成长，首先带动的是行业相关稀缺资源的价格上涨。首当其冲的是热门剧场（尤其是小剧场）的租金上涨；同时主创的成本快速增长，二○一○年一线导演的费用都已经到达廿万元人民币以上，年轻的导演也能够有五万元左右；另一个主要成本则是在演员与明星的投入。对于编剧却仍没有等同的重视，甚至许多剧码根本就没有编剧，由导演、制作人、演员在排练过程中现编现演，边演边改，应景地与时事、新闻、流行话题、八卦靠拢，即兴、模仿、爆笑、无厘头、洒狗血……极尽夸张之能事。制作费用的高涨更牵动了演出票价的不断攀升，短短五年间，小剧场的平均票价已经翻倍，许多小剧场不再是平民与学生可以轻易走进的地方。

二○○○年之前，戏剧圈普遍还不习惯谈市场，多半因为戏剧在那个时代属于某种高雅艺术范畴和小众审美物件，不仅戏剧人以「艺术家」自我定位，多数观众也以「艺术爱好者」身分入场。面对这样急遽的转变与浪潮，让一直站在「话剧应是高雅艺术」阵营的剧场人忧虑。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中国国家话剧院副院长王晓鹰曾痛陈：「在目前娱乐之风大行其道的文化消费时代，据粗略统计，二○一○年初至二○一一年中北京有三百五十多个小剧场剧码上演，数量之多可谓壮观，然而『三低剧码』竟然占到一半以上，令人咋舌。」所谓「三低剧目」指的是低成本投入、低艺术品质、低道德水准，以迎合大众的名义刻意低俗，以取悦大众的名义追求无聊，美其名曰为紧张生活减压，其实是为牟取票房利益不择手段，全然不顾在文化意义上对观众、对自己应负的责任。知名老牌演员孙海英更痛陈：「戏剧已死」。

而本著培养青年戏剧人才、推动戏剧繁荣的青戏节在这样的环境中，也更显其重要。人称「北京小剧场教父」的傅维伯表示，青戏节的存在可以平衡小剧场向票房倾斜的现象，并提供一个让年轻导演完成梦想或探试市场水温的可能。身为青戏节重要成员的导演绍泽辉更说：「青戏节提供了创作的空间，甚至是让导演砸戏的可能，避免一次首演的失败，埋没了年轻导演的未来。」

高雅艺术话剧的危机或契机？

虽然北京的「高雅艺术派」戏剧势力对于不标榜高雅标志的商业话剧制作与从业者有著各种批评或攻击，但不可否认的是，许多从前与戏剧无关的族群因此跨越了门槛，踏进了剧场，不仅人口组成多元化，戏剧在整个社会中的形象也被拓展与丰富化；有研究也显示，不少白领在服用「减压」与「爆笑」一段时间之后，也逐渐厌烦而开始尝试高雅配方。而因应多元市场而逐渐完备的全国剧场巡演院线、多元行销通路，以及无力生产高雅艺术的众多新兴演出场所，也提供了新的演出机会。

从数量上讲，仅在今年前三个月，小剧场演出就达到1,107场，这一数字甚至超过其他大城市全年的小剧场演出数量。而且有个明显的趋势是，北京开始转变角色，成为了舞台剧生产的核心基地，不少北京的制作开始大量输出到外省市。历史悠久的国家话剧院近期的《红玫瑰白玫瑰》与《四世同堂》，不仅全国走透透，还衍生了不同版本，因应不同市场的需要。

政府部门也积极为舞台剧产业发展制定政策框架，研拟优秀剧作的奖励办法，解决北京民营话剧团体在税收、融资方面的难题。天坛、天桥演艺区已经开工建设，一批老旧剧场将装修、翻建，届时有数十个大小场地将投入演出市场。

而为了沟通政府与演出行业之间的联系、推动行业的繁荣发展，原本偏重演出团队与演出者的「中国演出家协会」正式更名为「中国演出行业协会」。成立迄今已廿四年，目前协会成员包括各省、市、自治区、军系和民间的演出团体、演出场馆、演出公司、经纪公司、票务公司、舞美工程公司的单位会员和个人会员。国家级之下，全国已有廿四个省级演出行业协会。北京的演出行业协会也已经成立十年，不仅关注产业发展，更对成员的消防、安全、保险与产业人才养成投入资源与力量。无论当下北京的戏剧生态该如何定义，但朝向戏剧「大发展、大繁荣」的目标在走，绝对似非儿戏，也不是空谈，值得持续关注。

仍须面对严格审批制度与技术专业不足

但是严格的审批制度，却是中国剧场创作的一大门槛，也是许多赴中国演出团队最头痛之处。因为在演出前，剧本都需要通过相关单位的审查，才能正式售票。凡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裂国土、暴露身体及宣扬不当宗教等，均无法过关，而这其中许多分寸的拿捏又含混不清，审批所需的时间更是难以捉摸。而台、港或国外的演出，还要再层层上报，让演出的不确定性更加提升。也正因如此，审批制度对于节目档期的安排及演出的启售时间影响极大，即使审批通过，售票时间可能已被压缩，且无提前预售的可能，这对演出团队的行程、行销及对市场的掌握度威胁很大。此外，中国剧场对于舞台灯光等各项舞台技术的专业能力，较于台湾的技术剧场相对偏低，剧场后台的作业人员为不具剧场专业训练的水电工或民工是时有所闻，赴中国演出的团队对此也得有心理准备。

相对于台湾自由开放的创作空间、可预先规划的档期安排、可预期的行销操作空间及纯熟的技术支援等方面来说，这是北京或甚至是中国整体剧场都欣羡的，但看青戏节与近年北京戏剧市场的成长，数字还是会说话。我们希望台湾政府除了在拚经济的同时，也不要忘记提出文化建设的新方向，别让优势逐渐被对岸迎头赶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