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 表演艺术杂志

Q：两人最开始学习的乐器不相同，但学习的过程似乎都遭遇过反对，可以请两位谈谈这段过程吗？

钟耀光（以下简称钟）：我是直到中学之后才开始学音乐的。开始在打击乐上有一点点表现，就一直希望改学音乐，不过因为父母的反对一直\\没有成功。但我还是没有放弃，并且也在那时最顶尖的香港爱乐当枪手，但却没有名师调教。

从高中我就想去美国，但还是勉强到念了两年半大学才去。我知道那里的打击水准是很高的，所以我即使到了美国、幸运地有学校收我，但跟其他同学相比，我不过是末段班，于是在这期间我硬追，在每个角度都曾经很辛苦过。

不过我是一个有理想就不计成本、不管代价追求的人。要不然我不会从理工跳到音乐。我就是把自己调成适合每一个阶段，让自己有本钱做其他事情，不管在乐团、做行政，我都是努力地都边做边学。

佑斯特（以下简称佑）：我从六岁开始学长笛，但很快地就觉得无聊了，因为我想要多点和声、多点声音，那也是为什么我后来写歌剧的原因。我是个「剧场人」，我的音乐总是有一定的戏剧性或悲剧性，即使我写器乐曲、甚至喜剧，也会有戏剧性的冲击。

钟：为了学音乐我和父母曾有过紧张的关系。大学还没念完，就认为不能再浪费时间。还好父母态度也比较软化，就决定给一笔钱，用完之后就自己想办法。因此我在努力追程度之间，还必须要花时间在餐厅打工。第二次再到美国念书时，又把工作六年存的钱拿出来，更毅然决然将房子卖掉出国念书。现在回想，朋友都说我头脑坏掉了，因为那时香港的房子比我现在台湾的好一百倍（笑）！

佑：我倒没有到与父母关系不好的程度，但也同样有过争执。我后来要求父母亲让我学钢琴，而我大哥也表示我拥有天赋。我唯一的姊姊在十六岁过世，之后我父亲也在很年轻时就走了。那时我才十二岁，虽然决定了想当钢琴家或作曲家，但母亲从不以为意。后来毕业后想进音乐院，母亲却不赞成，并回答我：「你该找点稳定的事来做！」其实可以想像一个失去孩子和先生，同时又要照顾三个儿子的女人会这么反对，不令人意外。

她希望我当医生，而我在那时也顺从她的意见，但那只不过是为了取悦她。最后她开出条件，在我学音乐前，必须要在医院工作，至少去体验看看。我真的就在医院工作了三个月。但这个机会却反而更确定了我学音乐的志向。于是我跟她说：「我很爱妳，但我真的无法做这个。」于是她答应了。

后来在我在科隆音乐院二年级时的第一场作曲学生发表会，她和哥哥来参加。在音乐会后，她对我说，我真为你骄傲，也很高兴你坚持音乐的路程。而我也很骄傲我能令她感到骄傲。

钟：当工程师或医师也是我父母对我的期望，但在美国毕业后，在香港爱乐工作得到不错的待遇时，父亲才终于满意地点头了。

 

Q：两位都是作曲家，但却都身兼指挥，请问是什么样的契机开始走上指挥台？

钟：如果没来北市国我也不会去指挥，我是因为工作需要，因为传统音乐非常难找到合适的指挥。我当团长五年，所以受指挥的训练也就是这五年的时间。

前年夏天我去圣彼德堡真正好好学习指挥，那里对指挥的训练非常严苛，我的俄国老师当然也是，在十天的过程中从最基本的技巧开始，从姿势、指挥理论，一步一步做起。这几年我看自己指挥的录影都上百遍了，哪里不够好，下次要如何改进，包括自己动作、脚步的稳固都要仔细注意。

佑：我一直希望可以两者兼具。因为对一个作曲家来说，我们花大半时间坐在桌前创作。但我是一个喜欢沟通的人，我必须和人们一同工作。我不只有创作音乐，也希望可以和大家一起共同「做」出音乐。所以到美国挑了一位兼具作曲与指挥的老师学习。他年纪非常大了，当我去跟他学习时，他已经高龄九十岁。但最好的一点是，他正是首演斯特拉温斯基《安魂颂歌》Requiem Canticles的指挥（编按：Robert Craft）。他是法国一九二○年代最有名的指挥家Pierre Monteux的学生，也是首演史特拉温斯基《春之祭》的指挥。所以我认为我自己是Monteux的「孙子」。

我一直想要找一位年纪很大的老师，一方面也许是我很年轻就失去父亲，我一直在找一个父亲形象，这是我从未有过的经验。另一方面，廿多岁时我很爱斯特拉温斯基，我也很爱《春之祭》，所以很高兴找到一位与我最欣赏的历史有直接关连的人。

钟：让我最生气的一件事是找了一位不好的指挥来指我的作品，过去廿年在台湾，这状况我看得太多了。我恭敬地将乐谱交到他手上，而他却对我的音乐随便处理。演奏我的乐曲没有花时间研究、指挥前没有跟我沟通，指挥得不好也没有来跟我道歉，这让我完全不能理解。我更讨厌有演奏家跟我反应我写出来的东西很难，如果指挥懂得如何训练乐团，打的拍子清楚，那么效果绝对不会像音乐会时那样糟糕。这不仅是能力，而是态度的问题。那时我开始有点受不了，就开始学指挥。

佑：这我再同意不过了！但我必须说，很幸运的我这种遇到坏指挥的经验已经是很久以前了。我学指挥的原因并不是这样，但这真是一个问题。对我来说，我真的想要去听很多不同的诠释，我也常说不出这是对或错。但我最不喜欢的就是指挥没有这个能力驾驭，因为技巧就是在那儿。

但诚实地来说，作曲家指挥自己的作品，有时不一定好，因为作曲家不一定是好指挥。因为他们太为自己的作品疯狂，和它没有保持距离，因此排练时我也不想要给演奏家们太多我的感触，我想要让作品更成功，不管是我的作品或贝多芬的。如果这样，我会非常开心地了解到，你不只是一个「抽象」或「理论」的人，坐在一个黑黑的小房间，在纸上涂黑点点，而是一个活生生、可以接触真实的音乐。

 

Q：佑斯特除了作曲、指挥外，还写剧本；钟团长则除了音乐外还做行政，您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写曲？

钟：我的时间很少，所以就必须精选委托的作品。我只能在周末作曲子。休息、开始想一些跟音乐有关的东西。其他在办公室的时候只能够像打仗一样全神贯注。好在我写曲子非常快。

佑：我常被问到，是不是能够在机场休息室里作曲，因为我常旅行。但我没有办法这么做。我需要专心、也不喜欢我工作时有人走来走去。有时我甚至时还会松开裤头等等（笑）。但在这些地方是不可能的。

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方法，但对我来说，我需要一个有一定程度的环境。还有我不会忘记我的乐思，即使从德国飞到台湾，那个点子会一直在我的脑袋里，直到我坐下来写。

它不是飞进我脑袋，然后会不小心又飞走的。当然我写歌剧，有时为了创造场景，或者记歌词而将概念做笔记，但音乐的部分，我不需要写下来。

钟：我也一样从未写下来，而且我也必须坐在电脑和键盘前面才能工作。

 

Q：许多现代作曲家的作品与观众距离遥远，但两位的作品却没有这样的倾向，作曲家如何在两者间平衡？

佑：如果是一位电影作曲家，就会做比较服务性的，像是出去吃饭，你交代服务人员想要中等熟度的牛排，然后他们就会送上你要的。但艺术却是不相同的，我不送上别人期待的东西，如果人们来找我，想要我的音乐，那他们就会得到「我的音乐」。我是那个创作者，而不是别人来告诉我要怎么创作。通常我会提出我认为最好的想法，但如果行不通，那么我只能选择不参加。因为我不是「音符机器」。我不是说电影作曲家不好，电影导演及制作人有清楚的构思，作为一个电影作曲家的任务就是去履行他们的要求，但艺术绝非如此操作。

钟：刚开始写曲子时，我是比较「务实」（笑），所以多一点在群众上面。我今天如果是一位已经非常有成就的作曲家，那么大家就有可能认为这个作品很经典，因为我说了算！但过去廿多年从一点名气都没，如果都这么做可能也不会有今天。我会顾虑到观众接受的能力，先让大众接受我的东西，再将自己的想法放进去，但到现在这个比例我已经慢慢调整。

刚毕业一两年比较学院派，曲子好不好听，演奏家好不好演，没有太多经验。慢慢脱离后变成在委托人的限制、和观众的击乐团接受程度，客观的条件影响到我的作品比较大。最近五年写国乐比较多，比较倾向于开发国乐的门槛，跟过去十五年不一样。我做不到远离观众，因为本来就是想要跟观众沟通。即使用新的语法，但起码要听得懂。

佑：我有非常强的情感，结构也相当清楚，这是我从贝多芬学来的。从他的手稿上你可以看出来他想了多少结构，但因为他也是个有情感的人，即使在他的时代有新想法，但在情感的语言上面，仍能被当时的人们理解。但今天，我觉得有个大的落差在所谓现代音乐及大众能接受的音乐之间。廿世纪末的作曲家们也许离得大家有点远，那种实验性太吸引人，以至于开创音乐的方面变得较少。但作为作曲家，我们必须是社会的一部分，我不是说我只是写肤浅的音乐消遣大众，而是认为我们必须要跟大家说话，或说给有一定感受和概念的人。如果我们只是一块冰冷生硬的金属，那大家不会想要去跟我有碰撞。

钟：我现在写曲子愈来愈倚重电脑计算的部分，也就是利用电脑算出一些素材后，写曲子会更快，乐曲也就会更有逻辑。大的架构先建构出来，就像树干一样，已经完成百分之八十，之后再上面细部加花装饰，任何时候都可以再微调。没有人用这个方法来写过国乐，但未来我会更朝这方面来处理一些音乐动机，曲线、变形等。不过音乐是必须要被了解的，经过电脑计算出来的素材也需要经过自己的审美取舍，全部用数学就不是那么地亲近民众了。电脑计算出来之后，还是要经过审美及演奏家能不能够演奏等因素的考量，而作曲家就是在这时候发挥他的功能了。

 

Q：吸收各类音乐是作曲家一生的功课，但有没有你们不能接受，甚至讨厌的音乐？

钟：我不喜欢重金属音乐（皱眉）。我觉得那个音乐变化不大。它散发出的讯息是黑暗面的。先不说文字中的内容，音乐上总让我联想到犯罪。这跟爵士、咆勃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佑：但我还挺喜欢的，我在美国读书的时候听过重金属乐团Metallica的现场，那时现场大约八、九百人，但只有我一个人是短头发的。我不会说我讨厌哪种音乐，但在德国我们有种非常传统的音乐，不是流行，但有点像民俗音乐，当它在电视上播出时，有成千上万的人收看。如果我有时间看电视，它通常都是突然出现，可是我无法马上转台，我只是坐在那儿，然后不敢相信怎么会有这种音乐产生？因为从音乐上、理智上、情感上，完全是不可思议的。但很奇怪，从电视上可以看到好多人竟为之疯狂。我想我没有那种基因，无法理解。

 

Q：以音乐人来说，对张爱玲的感受是什么？

钟：我真的非常欣赏她的作品。我以前常接触唐诗、新诗、宋词，小说就比较少。坦白说，这是我读的第一本张爱玲小说，但幸运的，《倾城之恋》发生在香港，几个重要的场景，潜水湾、中环对我来说非常熟悉。

佑：她绝对是个世界级的作家。我读了很多张爱玲的作品，并且感觉它跟西方很不一样。她的写作充满了符号、隐喻及气氛。莎士比亚的小说非常适合写成歌剧，因为他的戏剧性、冲突性非常强，但张爱玲却不是。她的戏剧性充满在氛围中，所以你所读到的东西并不能那么直接转变成歌剧。但我认为非常具挑战性、并且感动的是，那么多气氛、不明说的事情，为抽象的音乐留下很多空间。用一个不确定的描绘来架构，这跟音乐很像，因此我感觉到我跟她有强烈的连结，也不知为什么我觉得我能够了解张爱玲的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