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 表演艺术杂志

在原住民神话与文学的文本世界里，「寻根」一直是显著的主题。这里的「寻根」不仅是鲑鱼返乡，更包含祖灵的召唤，训诫的呼叫，是一趟灵魂的旅程。尤其台湾七○年代以降，国家进入高度工业发展时期，部落原民纷纷进城工作，形成「都市原住民」的社会现象。虽然一部分促进了原、汉族群之间的沟通与相处，但也导致某种文化断裂的扩大、原住民身分认同的犹疑。某种程度而言，接著发生的「还我姓名」、「还我土地」等原民运动，其实都强烈地表征了「寻根」的意义。

寻根，同样是原舞者年度制作《Pu'ing．找路》的主旨。“Pu'ing”，根源、家系之意。主角是一名南澳泰雅族青年瓦旦，他在面临现代化冲击之后，决意回返部落寻找传统文化，通过这趟旅程，他的「现实」匮乏有了出口，也与「神话」与「历史」相遇。或说，在原住民本来的生活世界里，神话与现实就是分不开的。泰雅族三兄弟迁徙的神话、日人的高压统治、织布与打猎的传统生活，经由瓦旦返乡的历程串连起来，过去与现在两种时态交织穿插，南澳泰雅的服装与歌谣朴实再现。

导演布拉瑞扬让表演者各自「走路」

《Pu'ing．找路》的导演，原舞者找来了台东嘉兰部落排湾族的编舞家布拉瑞扬，他起初便回应，自己并非导演而是编舞家，因此会从舞蹈著手，也很谨慎地把剧场工作者陈彦斌与李建常找进剧组，弥补戏剧经验的不足。

刚结束排练、疲累前来受访的他，提到一个「回家」的经验——那是岛屿疯狂砸钱欢庆的民国百年，也是他失意的一年，他不知道要做什么，突然没有任何工作，心里却传出一个声音，叫他「回家」。于是，有时与李建常，有时只有自己扛著摄影机造访各部落，去生活，去了解，同时拍摄一部从自己出发的纪录片，为此花上一整年的时间。在他正处于徬徨与寻找的生命状态，竟与原住民剧场团体有了合作的机会，这个单位就是原舞者。一连两年，他先后担任《百合恋》与《回梦Lalaksu》的动作设计，这一次更接下导演工作。

在表演者身上，布拉瑞扬看到他们拥有自然的本能，表达直接，没有包袱，给得很勇敢，他则尝试增加身体与身体的接触去让表演者转化、变换出不同动作，所以与过去原舞者从传统出发的歌舞相比，「歌」还在，但「舞」已经有很大改变。

不过经受西方现代舞技巧的布拉瑞扬，很清楚这群表演者不是受现代舞训练的舞者，他要的「舞」是从个别表演者出发，找到自己的身体。譬如讲述三兄弟迁徙神话的序幕，廿多名表演者发展出不同的「走路」方式，持续地走，下沉或侧行、伏地或踮脚、重或者更重，不断地走。走路不单只是持续做出一个表示故事的动作，也让场边的人感觉到，表演者正在面对「我能不能撑过去」的身体极限，这是一道必须跨过的关卡，再之后便是形成身体记忆，懂得呼吸，然后，真正的表演开始。路，始终是要走下去的，就像原住民经历那么多殖民与被边缘化的苦难，仍然乐观地前进。

西方舞蹈与原民文化的相遇再创

只是，习惯运用音乐编舞的布拉瑞扬，也有遇到困难的时候。泰雅族音乐虽然丰富，却只有四个音阶，所以很难编，此时，自年初开始的歌谣学唱就派上用场。每个人脑内的歌谣资料库，让他们可以依当下的身体感受自由发出要唱的歌，布拉瑞扬再依歌谣与场景的相适性，决定使用与否，然后再往下发展、修正，最终成型。音乐的第二个挑战，来自演出现场廿多人编制的管弦乐团，由音乐家范宗沛领军，一个节拍没对好都会影响表演者的节奏，而且台上的表演者与乐团人数都各有廿几位，牵一发动全身。

原舞者继一九九四年《矮人的叮咛》以后，睽违廿年再度以《Pu'ing．找路》登上国家戏剧院舞台，前后作品风格的差异，也说明原舞者在「原住民剧场」这条路上的转变；从昔日赛夏族矮人祭祭典歌舞的重现，到今时结合西方舞蹈与原民传统文化的再创，想来也是这廿年间台湾原住民剧场从文化展演到剧场美学追求的，发展与流变的缩影。不过布拉瑞扬强调，他并不是要推翻、打破原舞者既已累积的东西，只是透过这次合作，与表演者共同尝试用另一种形式，找到表达原舞者作品的另一个可能。

「如果有那么一点点机会，你买了票，坐在那里，可以听见南澳泰雅族的歌谣，看到服装，也透过找路的过程看到台上的年轻人正在追寻已经失落的什么。」布拉瑞扬静静地说。他仿佛是另一个瓦旦，预备随著这部作品，再度踏上返乡寻根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