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 表演艺术杂志

二○一一年，郑宗龙创作《在路上》之际，曾与他访谈，问及舞蹈和音乐；相对于此前如《墙》（2009）对应作曲家麦可．戈登（Michael Gordon）极简音乐的层叠结构，《在路上》在呈现一趟流浪者之旅时，选用了十多首跨地方风俗的乐曲，郑宗龙说自己是从前期与音乐结构的对话，转而注入更多的「旋律」，令作品在其中「有机的」展开。

至今年新作《杜连魁》，取材自英国作家王尔德《格雷的画像》经王大闳译写的同名小说，主角杜连魁爱上自己画中的肖像，而愿以灵魂与魔鬼作交易，交换青春。郑宗龙回想到，这是林怀民老师六、七年前，送给他的一本《格雷》有声书；原意是学习英语，因是教材，读本并不是精雕细琢的语言，叙事也相对简单化，「对画像许愿、被朋友影响、谈恋爱、女朋友自杀、他杀了画家、最后自杀」，他带起耳机聆听，却开始想著：「如果这个声音发生在舞台上，会发生什么事？」

然而以小说为题材，从口白开始，就牵涉理解的问题，牵涉叙事、结构的问题；也因为是一个文本，所以比较难加以错置，舞作的《杜连魁》如何依循基本的故事顺序展开，成为编舞家的问题。

音乐串起情节展开

郑宗龙先曾找了一段峇里岛的音乐作为序，将人物介绍出场，却始终感觉不够「野」。他想起最早第一次接触到表演艺术的野台戏，于是找到了北管，「北管的扮仙，开场就是福、禄、寿三喜，祈福、跳舞，有这样的一个连结，我想可以用扮仙的音乐题材当曲目；特别是在唢呐的部分，有一种昭告天下『我来了』。开始听它，也才发觉在声响中，有很多起起落落。」

在加入口白之后，开始讲杜连魁的故事，如何处理语言和身体，郑宗龙说：「语言是有结构性，它是建构在大脑之下，声音是比较感受性的。用身体来表现讲话时，我到底是要演它，还是跳身体动作？」他尝试将两项交错，语调的韵律，加上了一点「比手画脚」舞蹈化的处理。

《杜连魁》当中主要曲目除了北管，还包括圣桑〈天鹅〉、贝多芬《第五号钢琴协奏曲》、汤姆．威茨（Tom Waits）的Fawn。圣桑描绘的天鹅，对宗龙来说，对应著杜连魁性格的优雅和垂死；而贝多芬的《第五号钢琴协奏曲》，「如此甜美，旋律性非常清楚，想到爱情时，就会想到这段音乐。我想要解释女性在相爱时的反应，这段用了两到三分钟，女主角只有一个动作就是『跳』；表现对于初恋的喜悦，或对恋爱即将失去的恐惧。」Fawn则是汤姆．威茨听起来略带有中国曲式的作品，有点黑色，有点哀愁，像主角最后将画撕毁，而死亡的象征。

第一次处理叙事性的文本，专注在声音的韵律，或者关注在整段文本中的意义和氛围，或在口白中，如何让身体的动作丰富化，舞蹈化，令身体贴合内容，「这三个方式怎么切换，目前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功课；在这个方法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路径是我没有找到的？」郑宗龙说，「以前从来没有文本的经验，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练习。」

在经过《墙》、《裂》、《变》结构性强烈的作品，《在路上》有机的展开，或者去年《一个蓝色的地方》中经过长段的寂静，直到尾段引入约翰．塔文纳（John Tavener）极富渲染力的The Protecting Veil，及至新作，郑宗龙说：「我现在比较喜欢空白，比较喜欢没有声音。」

转变聆听音乐的方式

创作《杜连魁》的时候，这些音乐最主要的意义，在于为他建构了一个场域，一个空间，建构出角色应该有的情绪，而「在《杜连魁》这个作品之后，我想我在音乐使用上可能会有一些改变。」

排练到此阶段，和舞者们还在建立和重构的过程。有意思的是，舞者们也跟著他在这些作品中，转变聆听音乐的方式。郑宗龙提到，譬如从小遶境或到庙会听到大的北管，直到选为曲目，大家才更加发觉其中丰富的层次，「它太靠近我们了，所以你根本不觉得它是什么音乐。」

如何聆听到更多层次的声音，又如何让身体回应、或重新建构与音乐的关系？记得在三年前访谈编舞家时，他说的同样是，「这是很好的练习」；然而从《墙》到此次尝试建立在叙事文本、口白语言上的新作，已经过许多面向的转折。

郑宗龙长时期有搜集音乐的习惯，但随编舞创作、或内在心理的阶段转折，开始喜欢更「安静」的状态，「听环境音吧，风的声音、树的声音、摩托车的声音、快门的声音，这些现在比较吸引我；而那些渲染的、带有化学作用的音乐，有点像被海浪推来推去，对现在的我，有一点点排斥让音乐的潮汐推著跑的感觉。」

他说，在某方面，自己像是主角杜连魁，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大概三年前在纽约时，想起了这个作品。」那是他在创作《一个蓝色的地方》的时候。当在楼顶天台上，看著蓝色的时刻逐渐亮起，所有的韵律都在城市的寂静之中，念头从空白深处像曙光浮现之际，我好奇那时，他听到杜连魁轻声地说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