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 表演艺术杂志

很少有团队像「十方乐集」一样，以「复合名词」来介绍自己。这个名词代表的不仅是表演团体、专业的演奏空间，还包括一个爱乐者可以交换理念的咖啡馆。但从另一个角度看来，多年来以现代音乐为职志，发表国内外经典作品、藉音乐会传达最新资讯……他们的坚持，早已让「十方乐集」成为现代音乐的代名词。然而毫无预警地，团长徐伯年却淡淡宣布，他们已无法再继续坚持下去……

长达数十年的开垦该有条康庄大道吧！但他竟叹气地说：「这种不安已经有两、三年了，看到前面的路愈来愈窄，我该怎么办？ 」

现代音乐的经营原本就不容易，它的挑战性我们或许稍稍可以理解，可是突如其来，每年岁末乐迷期待的音乐节“Taiwan Connection”竟也爆出了下届停演消息。看见总监胡乃元声明稿中解释著：「暂停的消息来得很突然，联想到是否出了什么事？」大家也不禁要问，不管现代或古典，优秀的演出团体不约而同地走这一步，这其中，究竟出了什么事？

土壤不对  种不起新果实

由小提琴家胡乃元与公益平台文化基金会董事长严长寿发起的“Taiwan Connection”（以下简称TC）以连结在海内外发展的华裔音乐家返台演出为号召，从小型室内乐一路做到大型室内乐团。团员即使来自四面八方，但在舞台上一起做音乐的向心力，是相当令人动容的。但是单靠燃烧热情，终究无法解决潜藏的危机。胡乃元说：「做了十年的音乐推广，我们也发现每年只做一次，力量著实单薄。这一年耕耘出的成果，等到下一年，似乎又得从零开始，而之前努力的并无法累聚。」再加上演出前音乐家们总有临时状况无法参加，让他害怕如此周而复始的工作，只是像薛西弗斯般地疲惫又徒劳无功。

有时候是出了台北，票房就推不动；但更令人气馁的是无论在哪里演出，所有的事情都得要重来。徐伯年认为：「原因在于整个社会的艺文土壤不对，种不起来。大家比较在意的是物质上的东西，而对精致的艺术没有需求。」

徐伯年表示在台湾，现代音乐算是古典音乐的小众，几乎没有买家。若要音乐向前推进而不是原地踏步，最大的买家应该是政府，也就是说，研发与创新应该由政府支持，只要是受欢迎的事物自然就会群起效仿、造成流行，而当流行兴起的一刻，这个点子就旧了，于是就得再回到源头发想。问题是，我们的环境并没有如此的良性循环。他直言，每年申请扶植团队的补助，就得面对各式各样的质问，这些质问不仅让他感到不受尊重，常常还问得他啼笑皆非。

制度  让人进退两难

仔细检视这个制度，徐伯年说：「我相信是好意。成立乐团的初衷就是要做音乐，但后来发现有钱可以拿，就纷纷去申请。然而拿了经费后就开始要求扩充、增加业绩。如此下去就会产生市场考量。但如果每个团队都按这个模式之后，思维就会往同一个方向。同质性愈来愈强、被逼得愈来愈大、愈来愈依赖经费，到最后完全陷入一个泥沼当中。」为了要冲到一个程度，每个团就需要花很多时间做各种申请、核销、执行的书面报告，做得愈漂亮拿的钱愈多，但花费这些功夫不但跟音乐会没有关系，真正做出的艺术性有多少，更值得商榷。于是，在这循环当中，音乐家愈来愈没有士气，而当连谋生都要另外想办法时，又有多少精神能够花在艺术上？

再者，在高倡文创产业的今天，艺术一窝蜂往通俗与同质性走的状况，导致逐渐牺牲了前瞻性与独特性的空间。徐伯年疾呼：「不是每项艺术都能够变成产业！」上游研发，第二阶段是制造，第三才是行销，每个阶段都必须要分层，不能要求每个艺术家都去行销。他举例：「就像蚵仔面线、卤肉饭、义大利面都到夜市摆摊，现在连法国菜都要求到夜市，怎么看得出各自的特色来？」

反观TC的组成单位，原本就是来自各地的华裔音乐家。千里迢迢回国的乐手没有问题，反到是任职国内公立乐团的团员，竟面临了被市议员质询到外面「兼差」的争议，引发轩然大波。于是，音乐家们明明能够在舞台上恣意挥洒、表现媲美国外知名乐团，却因公务体系的规定而显得绑手绑脚，更让音乐节的处境进退维谷。事实上，国外乐团很鼓励团员在不影响工作情况下，参与别的节目，如此当他们回到原来工作岗位时，便能有重振精神的感觉。可是就算音乐家脱离乐团束缚，仿效欧洲自由音乐家的模式，完全以演出场次计算薪水，在台湾目前的环境，恐怕也难以生存。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再将范围扩大，团队的活力来源，也跟资源的多寡有关。胡乃元说：「很多好的古典音乐并不适合在大场地演奏，所以我们想『从小做到大』，可以在小规模的地方呈现音乐里很细致的美。这并不太符合经济效益，但为了落实这样的理念，我们必须仰赖外界的赞助支持，否则单靠一般校园支付的费用，和实际演出所需相差太远。」即使募款辛苦，但听完TC的音乐会后，每年总有主动表示愿意长期支持的企业。讽刺的是，如果拿这些赞助，与邀请外国天团来台演出一场的经费相比，就会知道那个悬殊的差异，只能使人欷嘘。

比起一场天团的降临，TC十一年来不但聚集了音乐家，足迹也遍及台东、花莲、屏东、台南、彰化……演出地点从操场、树下、礼堂到音乐厅，以音乐贡献社会外，也提供了奖学金，推荐国内优秀音乐人才到义大利音乐节学习、表演。但这份工作单靠个人是不够的。「做得到好音乐很高兴，但为了要做到这个理想，我也付出了代价。」为了TC音乐节，胡乃元每半年的时间就得花在其中，大量的行政工作、繁琐的杂务让他几乎无法静下心来。即使音乐节结束后，前半年可以回到自己原来的状态，但练琴时时被中断加上身体状况等，实在折煞了一位应该在舞台上发光发热的演奏家。

听见历史  听见警钟

TC音乐节举行了十一年，「十方乐集」则是扎根在这片土地上，度过了无数个三百六十五天。徐伯年回忆：「很多台湾音乐的故事都发生在这里。」因为演出、录音、讲座，甚至在十方举办的现代音乐论坛，这个地方就像音乐圈的据点一样，时常出入著吴丁连、张己任、赖德和、杨聪贤等乐坛重量级前辈。与徐伯年私交甚笃的李泰祥，生前常坐在咖啡馆的一隅聊天、讨论、为乐团写曲；已逝作曲家卢炎当年也常到那儿打发时间，后来更在十方举行婚礼、办自助餐会让大家开心洒花。回想这二、三十年，徐伯年骄傲地表示：「这个过程我获得很多经验，甚至我可以说，台湾很多现代音乐演奏经验累积在『十方』之中。如果过三、五十年回来看台湾这个时代留下什么东西，那么『十方』就要不停地被提到。」就算现在，他仍能轻易召集几十位作曲家共同发展创意，不管是资深学者，或是年轻新秀。

所幸，十方乐集并非完全结束，但放弃了国家的补助，等于放弃了一年两、三百万的经费。下了这个决定后，他们缩小乐团、减少行政，以两、三人简单机动的方式深入到巷口、音乐厅、里民活动中心、学校音乐班等地与大众结合。虽然不能再主动办大型音乐会，还是想办法将美的现代音乐带给大家。而TC音乐节虽然暂停，却不排除以TC名义各自发展、接触偏乡、将音乐家送到国外音乐节，在能力范围下做规划。将大团打散成个人，两个团队都以「转型」的方式，选择投入当地继续活动。即使惋惜，但至少不是终结，不过不能不注意的，是他们所敲响的警钟！

文化的耕耘养成是很花时间的，是酝酿多年后回头、才能发现当代成果的。欧美投注庞大资金在表演艺术上，就是希望取得文化上的优势，接著带动其他产业来厚实国力。如果只求立竿见影，那么即使再多时间过去，绚烂的烟火也只剩一地灰烬。大环境是大家造成的，但要改进也需要大家的力量；想要什么样的未来？那就要看看，我们创造了什么样的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