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 表演艺术杂志

Q：东京国际剧场艺术节（Festival/Tokyo，以下简称F/T）的策展概念并非只限定于东京地区，而是作为日本面对整个世界的艺术节。在你担任节目总监的五年之间，是否有发现日本的戏剧跟其他地区有什么不同之处？

A：F/T从二○○七年开始举办，持续在探讨什么是戏剧、什么是艺术，以及跟我们又具有什么样的关系作为主要概念。我一开始进入F/T其实是想做跟亚洲有关的艺术节。一方面是因为目前艺术家与资金汇集的地方都是以欧洲为主，另一方面是戏剧一定要先看过作品才能够进行评断，而亚洲是距离我们最靠近的一个区域。其实每个作品本身都会显现不同的文化分野与社会性，例如东京、上海、台北等地方都拥有自己的性格，而碧娜．鲍许（Pina Bausch）更将自己所在的城市乌帕塔（Wuppertal）形塑成一个表演艺术重镇。那么，为何不考虑从我们的城市出发，来打造一个属于亚洲共享的舞台艺术平台？

因此寻找世界上各种与亚洲及日本相关的作品，即时介绍并连结不同城市，是我作为F/T节目总监的一个挑战。我们也筹划一些鼓励亚洲年轻艺术家参与的应募计划，探讨在东京可以发生什么、而在东京演出的亚洲作品又代表什么，进一步将日本东京所发生的戏剧，共享到整个亚洲地区。至于什么是戏剧、什么是艺术，我认为就是将外部所发生的事物连结到内侧，这也是在创作过程中过于理所当然所以不容易被察觉的一件事——「艺术就是透过自己的作品、表演等形式向社会与时代应答。」

Q：在整个亚洲，日本的F/T是一个具有非常强而有力指标性的表演艺术活动。不单是亚洲的一个艺术节，也可以说是世界的先驱。如果从世界的眼睛去看台湾的艺术表现，又具有什么样的特色呢？

A：台湾虽然不是一个很大的国家，但是在艺术的制度面上可以说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就读艺术大学的学生在校园里向老师学习，逐步成立自己的剧团，再朝著更大的舞台，例如国家戏剧院迈进，这是一个单纯而明确的途径。与韩国一样，年轻艺术家可以在校园里摸索出自己的方法，有制度且学术扎实地承接上一代的教导，这是一件好事。日本的情况就相对混乱许多，大部分艺术家来自于莫名其妙的地方，从毫无关联的学习过程发展出自己的才能。我认为这两种方式都各有好坏，毕竟靠自己一人的力量会显得有些单薄，但艺术其实也必须维持多元发展的可能。有很多作品都混有某些系统或是大师风格，但这次来参与台新奖看到很多从未见过的作品，也都成功地创造出属于自己的分野。

我来过台湾好几次，实际上观赏的都是以参赛作品为主，不能给予一个很整体的评价。但从高俊宏等人的作品中会发现：台湾跟日本一样，必须不停考量自己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处于一个被美国、中国及亚洲各国撕裂的状态。例如日本与韩国的电视节目、连续剧等文化有愈来愈相似的趋势，也正因为如此，更要在这处境中追求自己的定位及思考与他者的关联，同时创造个人的艺术表现。

看过台湾艺术家的作品后，我觉得都具有很强烈的人性关怀及归属感，这种作品的亲密性是值得维持的。而且台湾的艺术创作有著很好的技术面，如果可以再强化作品的「他者性」（注），应该能够创造出更为强而有力的表现。只要艺术家持续关注社会的脉动，当未来产生某些新的变迁或事件，就可以期待有更加突破性的成长。所以我希望台湾在历经太阳花学运这样的事件后，会刺激出更多新的艺术表现与作品。

Q：现在的日本艺术表现愈来愈接近社会与个人，虽然艺术节还是有大型的制作，却不再以知名度，而是作品的力量作为主要考量。一个策展概念强烈的艺术节，会具有清楚的问题意识，邀请许多与社会关系密切的作品。相马总监对于艺术与社会的关系有什么样子的想法？

A：我离开F/T其实有许多理由，有一部分就是跟能否反映日本社会的观点有关 。近代的日本是一个很「浮动」的社会，但在最近几年，尤其是三一一大地震以后，原本飘浮的社会观点逐渐走向踏实，开始有人讨论核能问题、高喊日本加油，整体形成一股团结的力量，产生人与人之间的连带关系。对照这几年台湾与韩国的经验，艺术家更能透过自己的双眼去观看，确认许多社会现实与事实。

在离开艺术节之后，我开始思考现在要做些什么。虽然艺术节掌握相对较大的权力，容易跟艺术家产生较好的互利关系，但我在思考的是，如何在独立个人与体制之间找到一个平衡。例如台新奖也是一个制度，一个奖的举办需要体制的力量，同时艺术也需要个人的发展。对于艺术家个人，我在东京成立一个艺术公社，公社其实是以前日本国营企业的称呼，但我希望可以从艺术这种个人的创作方式去完成某些大众的工作。希望台北、台南，甚至香港、北京，每个城市都可以成立自己的艺术公社来连结个人与个人，借由水平的连线建立网络，最后可以形成一个亚洲艺术公社。让体制与个人都不可或缺，如何双管齐下追求平衡，是我日后努力的目标。

Q：你认为三一一之后的日本，有产生什么不同的变化吗？

A：有人说没有任何改变，但我个人认为是有的。例如震灾后艺术家们开始讨论可以做些什么，我们F/T又可以做什么样的事。的确有许多事是艺术无法做到的，像是医疗服务或军队救灾，但经过两三年的时间，艺术或许可以做些什么，例如与死者对话及回忆死者、把某些过去的集体经验重现，或提出核能问题让社会产生不同的看法，我相信艺术是可以在社会产生一些力量的。

在地震发生后，F/T的观众席一直弥漫著紧张的气氛，许多人因为经历地震开始回想至今为止的人生，讨论核灾发生后究竟要选择逃亡或是留下，虽然每个人的观点都不同，但艺术可以把讯息传递出来提出一些问题，而不单是对或错的二元思考。我觉得震灾某些部分反而提高了艺术的价值，让人看到艺术的力量。至今福岛的居民仍然无法返乡，无论是自民党或国民党，我们所生存的社会都有著许多无法理解的部分，但在这些时候艺术就会让人感觉美好。不管是台湾或日本，有时反而因为不安定所以增强艺术表现的力量，而震灾后的日本世界观真的变得相当地不同。

Q：最后，关于今年台新奖采用的新制度，相马总监有什么看法？

A：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挑战，也是一个很好的做法。自己在做艺术节的时候，常常觉得艺术家除了将毕生经验与努力拿来做作品之外，也要兼顾不同领域的信赖关系，所以如果作品可以拿到台新奖，会是一个很好的鼓励。艺术家不只要尝试跳脱思考的框架，还必须坚定自己的想法，运用批判的眼光来呈现自我表现能力。我认为今年台新奖采取的新评审方式，其实提供艺术家一个很棒的机会，与自己的经验产生更深的连结。

同时，审查艺术的人也必须懂得审查自己，因为审查者与被审查者双方的信赖感是一个奖价值的一部分。所以台新奖借由新的制度，尝试追求一个新的价值观是有必要的，因为这个奖评价的标准正是作品所创造的新价值，这也是目前在整个亚洲相当独特且值得效法的部分。

注：在主体性建构中考量与他者的差异，协调与主体间的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