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 表演艺术杂志

香港剧场编导冯程程近年主要以牛棚剧场为基地，现为前进进戏剧工作坊驻团导演的她，在创作新文本作品《谁杀了大象》之前，曾经执导过邱琪儿的《远方》。在执导这部意象绵密晦涩的剧作时，她问过自己：剧中那个充满高压恐怖的世界，到底距离现在的自己有多近？并因此激发起她创作《谁杀了大象》的欲望。《谁杀了大象》是一部关于体制暴力的作品， 剧中没有大张旗鼓对所谓权力机器作出左翼式批判，冯程程更关注的是：在文明外衣背后，人究竟是怎样存在的？这与《远方》的主题正好互相呼应。

从欧威尔「杀象」到「谁杀了大象？」

《谁杀了大象》中的「杀象」意象源自欧威尔（George Orwell），这位毕生批判极权主义的小说家曾有过一段当殖民警察的往事。有一次，欧威尔奉命射杀一头踩死人的大象，当时他拿著步枪，在人群簇拥之下走向大象，但他没有丝毫的殖民者优越感，反而感到困窘不已，他觉得自己必须满足这群被殖民「土著」的期望，才去射杀那头大象。他根本什么都不是，他只是一个不由自主的「可笑的傀儡」。

冯程程设置了一个跟欧威尔处境类似的戏剧场景：一个站在群众而前的警员。剧中警员意外地发现了一头大象，牠安静地站在一旁，亦没有如欧威尔那头大象一般，有踩死人的前科。可是，在体制工具理性的操作和群众逼视的压力之下，警员必须对这头没有杀伤力的无辜大象进行监视，甚至很荒诞地要审问牠。剧中将前线警员的训练方式、工作程序和心理状态，以叙事体的形式深刻地呈现出来。冯程程借此质问：警察应该站在群众一方，还是跟群众对立一方？

就在这骨节眼上，冯程程巧妙地把欧威尔的行动（杀死大象）改写成问句（谁杀了大象？），使「杀象」这一意象从纯个人（警员）在面对群众时的内心挣扎中挣脱出来，并从宏观角度追问官僚体制与制度暴力之间的辩证关系。在此冯程程设计了一个精巧的新文本游戏：这头即将被杀的「象」，意义不断被抽读、转换和重构。此「象」可以是一头真实的大象，可以是一个手无寸铁的人，也可以是一个多重意指的符号，指涉意涵更为宽广的「生命」，或「裸命」。

将剧场作为反思人类文明的亘古场域

香港跟台湾一样，刚经历了一个令人既躁动又戚然的占领时代，写于二○一二年的《谁杀了大象》以寓言的方法展示国家权力的无情重量，到二○一四年竟一语成谶，成为两地观众的共同语言。可是剧场的价值不单要求我们必须直视权力，更要为我们保留一段自远方沉思的距离，而新文本的养分，正为冯程程提供在剧场制造沉思距离的方法。在叙事结构上《谁杀了大象》也沿袭了《远方》的三幕结构，以及其从写实到抽象、从具体到普遍的层递转换，全剧开始于对国家机器荒诞性的嘲讽，经过三幕转折，最后坐落在有关「文明／权力」对「自然／裸命」的永恒侵害之上。冯程程以剧中一句对白来概括全剧宏旨：「重新学习最远古的语言，建造一个未完成的现实。」显见她的野心并不止于要写一个徒具当下视野的议题性作品，而是要把剧场理解为一个反思人类文明的亘古场域。

近年冯程程主力研习并推广新文本，并曾担任前进进戏剧工作坊「新文本工作室」召集人，积极转研新文本作本土转化的可能性。多年来她执导过多部欧洲新文本剧作，经验十分丰富，除《远方》之外，其执导作品还包括莎拉．肯恩的《渴求》、叶利尼克的《死亡与少女》Der Tod und das Mädchen、雅丽珊卓．伍德（Alexandra Wood）的《第十一城》The Eleventh Capital、拉高斯的《爱情故事》Histoire d'amour及马丁．昆普的《城市一切如常》The City等。从导演到编剧的角色互换之间，使她在创作《谁杀了大象》时亦有意识地把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文本角度分开思考。过去冯程程倾向集中经营文本的语言层次，但在《谁杀了大象》里，她更自觉地转向导演角度，思考文本的舞台呈现问题。在二○一二年的香港及台北首演、及二○一三年中国巡回演出里，冯程程身兼编与导两个角色，按她自己的说法，她「其实同时在写两个文本」，一个是「语言文本」，另一个则是「导演文本」。

遍地开花的搬演实践

这次台北新版的《谁杀了大象》由台湾新锐剧场创作者李铭宸执导，但这不是该剧首次由别人执导。二○一三年，《谁杀了大象》曾在英国卡迪夫（Cardiff）Chapter Arts Centre以英语演出，导演Mathilde Lopez 大胆起用了三名女演员，并把剧中大量的叙事体语言改编成音乐。而二○一四年香港亦有一个由廿多名学生共同演出的版本，由资深剧场工作者胡智健执导。至于这次台北新版，则是继二○一二年「第五届女节」中的粤语版之后，二度在台北上演，也是首次以国语演出。

在《谁杀了大象》如此一个既严谨又开放的原创新文本剧作里，身为编剧的冯程程已为导演留下一片敞大的演绎空间。即使她那部没有以文字记录下来的「导演文本」被搁在一旁，并由导演李铭宸另拟「导演文本」，但对于这次演出，冯程程还是蛮有期待的。

「一切都会在意料之外。」冯程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