趁著这次特别企画的制作，本刊很难得地联系上剧作家马丁．昆普并进行独家专访，一谈其作品中为何时常提及战争，以及精采的语言运用。
Q：在您近年作品中，像是《做掉她》、《少一点动乱》、《残酷与温柔》、《城市》、《幸福共和国》等，战争是常见的主题或背景。在《青春之恸》、《写在肤上》、《走入小丘》里，也暗示著战争迫近。你的创作里，似乎恒常有著现代社会与战争之间的关系。为什么这个主题有这么显著的地位？
A：战争对我有著磁力，是因为远离我的个人经验？我是不是像个小孩一样，看到写著「保持距离！」的围篱，即使我害怕，我还是想越过篱笆，看看另一边到底是什么？但只有，当然，在我的想像力里。
身为一个一九五○年代成长的小孩，我很幸运地未曾经历战争，但战争的意象，例如波士尼亚、伊拉克，潜伏暗动在我的角色心里，像是明亮但谢天谢地很遥远的星球们。
在《做掉她》里的两个战争短景，是我企图（按：attempt，昆普最喜欢的用字之一）从一个优势的角度，对战争的恐惧所达成的和解，有点像是让我们满是刺激与罪恶的恐怖色情片，将心比心之际，却也漠不关心。
Q：在《幸福共和国》与其他剧本里，你运用讽刺的幽默感，映照科技的应用（像是丰唇微整形和器官移植）对人类幸福的提升，其中的政治性因为科技的中性而常被忽略。你对科技与现代生活及政治之间的关系，看法是什么？
A：先回覆问题里的最后一部分。科学不再与知识相关，当代「技术—科学」（techno-science）都是关于市场经销：我可以卖什么样的新电话？我可以卖什么样的新药，好让人可以多活十分钟？我可以卖什么更巨大、而且更诡异的飞机？我可以在伦敦金融城里面竖立什么更高、更吓人的大楼？我在科学里看不到太多的创新，只有在消费上的加速。
再来回答妳第问题的第一部分。像一个正常的知识分子，我对周遭加速的生活同时感到困惑与兴奋。如果我的剧本冲撞了政治，那是因为我们都在冲撞政治；但政治已经变得无比巨大、管理性、商业取向，我们再也无法掌握住。
也许《做掉她》的结构反映了政治性物件千变万化的、无法捉摸的天性。
Q：你作品的特性之一是，里面的戏剧张力常是以看起来很日常的语言来建立，而不是依赖表现性强或冲突性高的动作与动机。如在《城市》与《乡镇》里，角色间的对话常常听起来很真诚，但也可以别有意涵。这种缓慢进展的沟通不确定性（communivative uncertainty），让戏剧有了不同层次。你可以聊聊你剧作里对语言的沟通不确定性的运用吗？
A：你无法真的要求一个作家讨论他／她的语言，因为这问题过于亲密。
我可以说的是，我不相信文字是沟通上不合宜的形式。相反的，文字提供我们完整且负责的意义符码，但这通常被贬低，并且粗暴地被简化在，例如，流行媒体论述上。
所以一个作家的任务，是去找回文字的完整意义。在剧场里，每一个字都要被拿来公开检视。在剧本里，不论舞台调度有多么丰富，每一件事都要被包覆在说出来的话语之下：叙事、语境、形象、关于感觉的资讯、关于角色的资讯。同时，与其他形式的写作一样，文本是作家自己对世界的想法和感觉的编码——但通常是无意识地。
你说的「沟通不确定性」，我喜欢这个语词，说不定是剧作家总是拿来给出日常生活言语之幻象的表现机制，在说话的一刻自发性地营造出来。
但我让我自己听起来太严肃了。自发性来自于对语言的喜爱，在纸上即兴创作得到快乐作品时的好运气，偶尔发现到贴切的语词交换，足以辉映我们生活世界里微小真理之愉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