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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绍嘉将指挥NSO演出马勒《第六号交响曲》。(国家交响乐团 提供)
编辑精选 PAR Choice

重击黑暗 向宿命提出控诉

NSO《马勒第六》

国家交响乐团将在音乐总监吕绍嘉带领下,演出马勒的经典之作《第六号交响曲》,这首弥漫悲剧氛围的曲子,却是成于作曲家人生最幸福的时刻,仿佛是命运的预示,揭露了接下来的厄运,让后世聆赏者为之欷歔;同场音乐会也要演出荀贝格控诉犹太同胞遭受纳粹屠杀的《华沙生还者》,由独唱者、男生合唱团与管弦乐团唱出这人间悲剧。透过音乐,让我们用心感受马勒与荀贝格为命运所做的控诉与撞击。

国家交响乐团将在音乐总监吕绍嘉带领下,演出马勒的经典之作《第六号交响曲》,这首弥漫悲剧氛围的曲子,却是成于作曲家人生最幸福的时刻,仿佛是命运的预示,揭露了接下来的厄运,让后世聆赏者为之欷歔;同场音乐会也要演出荀贝格控诉犹太同胞遭受纳粹屠杀的《华沙生还者》,由独唱者、男生合唱团与管弦乐团唱出这人间悲剧。透过音乐,让我们用心感受马勒与荀贝格为命运所做的控诉与撞击。

2016TIFA-NSO 乐季精选 II《马勒第六》

3/4  19:30 台北 国家音乐厅

INFO  02-33939888

乐曲经过约六十分钟,来到沉重的终乐章。长长的序奏之后,木管和小提琴强烈地奏出第一主题,旋律像啜泣一般,命运动机则时而出现其中。经过奏鸣曲式该有的「呈式部」后,「发展部」的三个段落各在乐曲冲到顶点时,用力地敲下了三次的重击。马勒曾对爱妻说过:「在第三次命运的重击后,英雄像大树一样倒下了……」果然,这石破天惊的重击带有戏剧般的毁灭,在倒地溃败之后,奏鸣曲式该有的「再现部」,也象征性地被作曲家省略了。

马勒与死神的对话

马勒《第六号交响曲》中的三次槌击,令人联想到贝多芬《命运》的敲门声,然而贝多芬的选择是扼住命运的喉咙,不让它击倒;但马勒却是屈服于死亡,无力地沉沦在黑暗里。虽然他的厌世观点早在作品中显露踪迹,但总抱持乐观,迎接死亡所带来的升华和在天堂的幸福。没想到这首唯一以小调结束的交响曲,马勒却间接承认了悲剧主宰一切。也因此,无论马勒本身创作时从未替这首交响曲冠以标题,但《悲剧》的副标题,却是如影随形。

马勒《第六号交响曲》完成于一九○四年,两年后由他本人指挥首演。令人不解的是,创作的当时是马勒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不但指挥能力获得推崇,妻子也刚为他生下第二个女儿。可是他不仅写了这首《悲剧》交响曲,也同时创作了知名的《悼亡儿之歌》。两部和死神对话的作品,或许正透露著作曲家与生俱来的悲观性格。不幸的是,马六的那三声重击,果然像是冥冥之中埋下的可怕厄示——在首演一年后,他先是被解除维也纳歌剧院的职务,接著长女夭折,连身体也被诊断出了心脏病。

不过纵使对周遭的美好感到焦虑,在乐曲中,仍展现出迷人的魅力,像是热情而悲怆的第一乐章,神秘的第三乐章,以及美到令人心碎、堪称「用音乐描绘爱妻」的第二乐章。全曲虽然晦暗,却不是绝望,而是一种怆然的思考。也许有人认为这首乐曲是马勒最没有名气的一首,然而对真正懂得马勒的人,《第六号交响曲》,才是他最精湛的杰作。

荀贝格用音乐为悲剧立碑

在这场音乐会中,NSO除了演出《马六》之外,更有荀贝格的《华沙生还者》。本身是犹太人的他,即使已是拥有名气的作曲家,却仍因为身分的关系被排挤,甚至曾经被迫舍弃犹太信仰。到了战后,他在美国零星获知希特勒秘密屠杀犹太人的事,感到痛心疾首,便搜集新闻与报导著手创作这件作品。

此曲完成于一九四七年,给独唱者、男生合唱团与管弦乐团演出。男声合唱团代表犹太人民,唱出希伯来文旧约圣经中《申命记》第六章,第四到第七节的经文;朗诵者则以英文分饰旁白、纳粹军官及受害的犹太人。

「这一天像平常一样地开始了。天还没亮就响起起床号。『滚出来!』不管你是否睡得著,也不管你是否因为烦恼而彻夜未眠。你已经和你的孩子、妻子、父母隔离开了……」光是听到那集中营幸存者朗诵的歌词,就足以让人毛骨悚然。为此,乐团特地请来剧场鬼才蔡柏璋以「德国腔英语」演出,并请钢琴家魏乐富担任语韵指导。对此,他苦笑说:「这是一项极大的挑战!我跟吕绍嘉老师碰过面,他说他对我只有两个要求:一个讲德文腔英文,还要把每句台词都当作『音符』来念,也就是每个字的拍子都要跟荀贝格写的一样准。」为此他还认真做了功课,不仅下载乐理基础教学软体训练自己视谱与听觉能力,恰巧正在学习德文的他,也希望抓到语言转换的脉络。

艺术,绝对是人类情感的产物。马勒一生在死亡与永生中思考,因此他创造,或说消除曲式规范,才能尽情地抒发心中所想;而荀贝格若不打破传统声乐作品的咏叹,用不谐和音响谱曲,又如何用尖锐刺激的音响发出的怒吼?在廿一世纪的今天,音乐早已不纯粹是娱乐,而是作曲家与观众心灵之间的传递。放弃用音乐搔耳朵吧!用心感受马勒与荀贝格为命运所做的控诉与撞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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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出顺序之谜

马勒第六交响曲的演出顺序一直以来都是一个问号。作曲家一九○四年三月首度出版时,将「诙谐曲」订为第二乐章,「行板」则为第三。然而五月却又将两个乐章顺序对调,并在再版时更动。不料,指挥家Willem Mengelberg却坚称在一九一九年收到马勒遗孀爱尔玛电报,指出应该是先「诙谐曲」再「行板」。不过并不受当时指挥家认同而维持原状。

直到一九六二年,奥地利的音乐学者Erwin Ratz为国际马勒协会修订马勒全集时,重新马勒死前所做的决定为「谐谑曲—行板」。有趣的是,他的论点受到质疑,但指挥和出版商还是纷纷改回他的版本。但到了二○○三年,国际马勒协会副主席兼马勒全集评论总主编的Reinhold Kubik却又认为「行板─谐谑曲」才是马勒的原意。不过,谁前谁后各有千秋,像马捷尔的录音是「谐谑曲—行板」,葛济夫、阿巴多则习惯「行板—谐谑曲」,所以怎么安排,仍旧是各有所好了。(李秋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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