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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益增的摄影作品「家的妄想」,将与阮剧团共构一出纪录剧场作品。(庄益增 摄 2015台北艺术节 提供)
编辑精选 PAR Choice

文件、影像、表演 述说回家的想望

阮剧团《家的妄想》 纪录剧场形式取材在地故事

在台北艺术节总监耿一伟的撮合下,长期在嘉义耕耘的阮剧团,与庄益增、颜兰权合作,以「家的妄想」摄影计划为题,探访嘉义东石沿海一带,藉纪录剧场的形式,探问人与环境的关系。借由田野调查,创作者带出一个分崩离析的家,家中四个无法团聚的角色,牵引出「坟墓」、「颓圮」、「四散」等庄益增的摄影作品几个不同的主题。演出将透过「文件」的选裁,创造剧场「互文」的可能性。

在台北艺术节总监耿一伟的撮合下,长期在嘉义耕耘的阮剧团,与庄益增、颜兰权合作,以「家的妄想」摄影计划为题,探访嘉义东石沿海一带,藉纪录剧场的形式,探问人与环境的关系。借由田野调查,创作者带出一个分崩离析的家,家中四个无法团聚的角色,牵引出「坟墓」、「颓圮」、「四散」等庄益增的摄影作品几个不同的主题。演出将透过「文件」的选裁,创造剧场「互文」的可能性。

2015台北艺术节《家的妄想》

7/31~8/1  19:30   8/2  14:30

台北 水源剧场

INFO  02-25289580转191-199

颓圮的砖墙、荒芜的废墟、无人的所在,这是以《无米乐》、《牵阮的手》等纪录片,引发土地与历史关注的导演庄益增、颜兰权,在二○一四年推出的摄影展「家的妄想」,画面捕捉了台西沿海河岸一带破败的家屋景观。「『家』是一个概念,现代人是没有家的;另一方面,『家』却无所不在,『家』是一种妄想。」庄益增如是说。

从真实情境出发  铺陈《家的妄想》

二○一五年,长期在嘉义耕耘的阮剧团,与庄益增、颜兰权合作,以同名摄影计划为题,探访嘉义东石沿海一带,藉纪录剧场的形式,探问人与环境的关系。导演汪兆谦表示,在台北艺术节总监耿一伟的撮合下,他与两位纪录片导演从去年底开始碰面,原本想延伸《无米乐》的议题,但庄益增无意重复,于是把焦点转向了他的摄影作品。

汪兆谦说,以「家」为主题,呼应了阮剧团的成员选择回故乡落地生根的想法。「回到嘉义,我们常常会反省自己,是否不自觉地带著一种知识分子的傲慢,对土地的思考带有太多偏见。在这次的作品中,希望可以呈现我们对自己的省思。」

剧场是再现的媒介,真实建立在虚构之上,和纪录片的表现形式完全不同,彼此如何磨合?汪兆谦认为,纪录片著重在拍摄现场的真实。纪录、访谈真实的素人生活。相对于影像,剧场更是一个「现场」的时空,可以运用的媒材也相当多元。因此,他选择以纪录剧场的手法呈现,有别于一般纪录片著重在平实的影像内容,纪录剧场在表现的语汇上拥有更多可能性。「剧场导演与影像导演的想像与出发点非常不同,这应该是讨论过程中花比较多时间调适的,也是这次制作上的挑战。」

除了影像与剧场导演的跨界组合,《家的妄想》更找来作家许正平参与编剧工作。剧情设定从真实情境出发:阮剧团受邀台北艺术节演出,不得不去东石作田野调查。借由田野调查,带出一个分崩离析的家:被泡在水中坟墓的鬼魂,离家的游民老爸,剖著蚵、守护著家的外配老妈与不回家的女儿。从这四个无法团聚的角色,牵引出「坟墓」、「颓圮」、「四散」等庄益增的摄影作品几个不同的主题。

汪兆谦强调,剧中角色与情节来自阮剧团与庄益增、颜兰权密集到东石田调访谈的记录。他们一路造访了丧葬业者、捡骨师公、蚵田妇人、村落老人及同辈的嘉义青年,听到了很多乡野奇谈、也听到了底层生活的不得已与无奈的心声。

文件现身舞台  传达演出概念

有别于过去阮剧团的经典在地化移植与搬演,著重在角色与情节的经营,《家的妄想》不走传统叙事,汪兆谦认为,纪录剧场运用的媒材是「文件」,通过文件的配搭与选裁,创造剧场「互文」的可能性。在舞台上,无论是视觉、影像、演员与空间,将彼此互为文本,形塑、表达出演出的概念。

阮剧团成军十二年,核心成员几乎是土生土长的嘉义青年,过去他们北上求学,陆续从戏剧相关科系毕业后,回到故乡定居、专心经营剧团。除了演出之外,他们也深耕戏剧教育与推广,从举办得有声有色的「草草戏剧节」、「剧本农场」到「偏乡演出计划」,都企图摆脱台北思维和城市观点,将戏剧的种子深植嘉义。《家的妄想》将是他们首度取材在地故事,对土地与生活场域的回馈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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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剧场 重新定义剧场的真实

纪录剧场(Documentary Theatre)泛指各种使用真实「文件」(document)的剧场作品,举凡档案、访问、照片、影像、数据、个人史等。所谓真实的文件并不代表就是客观,素材的选择、剪裁、使用往往表现出创作者对现实的态度,因此纪录剧场有很强的政治意味。

「纪实」的追求常出现在社会氛围多变不安的时刻,由于变动的气氛,促使社会以不同的观点看待自身的历史与记忆。剧场的纪实风潮表现出创作者迫切思考如何突破剧场既定的世界,处理当代与现实的关系。纪录剧场的多元发展,重新定义了艺术和社会的关系,同时发挥剧场的公共性。

过去,纪录剧场的主要诉求仍在档案本身揭露「真实」的力量,当代的纪录剧场创作者与真实的关系则更为复杂;他们清楚地意识到真实背后的建构与权力关系,以及表演本身对讯息接收的操作和影响,展现的时常并非是客观的真实和历史,而是真实的建构及对特定历史的当代记忆。(廖俊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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