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 表演艺术杂志

黄连煜的工作室墙上挂了一只三弦，明明是「三弦」却断了一条弦成了「二弦」，但黄连煜还是弹了廿年：「就算断到只剩一条弦，我还是能弹，音乐嘛，就是声音的组合。」他说的时候，手上弹的吉他是雪茄盒改成的，几个简单的和弦听起来像是诗人手中随意抖落的烟灰星火。

接下挑战  是有个企图心

生活给了什么养分，他就唱成了歌。从一九九二年的《新宝岛康乐队》一路走来已经超过廿年，他当过畅销歌手，然后淡出歌坛，开过夜店、餐厅，走了一回，又回来唱歌，什么有趣的事都都要试上一回，这次他在台北艺术节的新尝试是和鸿鸿合作的新戏《我是东西南北香蕉人》。

这出客家音乐剧取材自清末客家诗人黄遵宪的故事，剧中不仅将黄遵宪的诗改由客语发音，还融入许多黄连煜新作和旧作的客家音乐，音乐类型从客家山歌到当代的摇滚、民谣都有。

一出戏里有如此「混乱」的音乐，当然作品的内容也不可能太正经，故事内容是黄遵宪从清末穿越时空来了当代台湾，而「不正经」的内容却有个很正经「以古讽今」的企图，黄连煜说：「黄遵宪和梁启超一起参与过戊戌变法，他一生企望民主，穿越时空来了当下的台湾，却发现民主的台湾仍有很多荒谬的现况……」

演过电视剧、电影的黄连煜其实对表演很没把握：「我以前演戏只看我自己的戏分，不管别人演什么，但这次不行，我要整本看完……而且不能NG。」他甚至乾脆求导演鸿鸿将戏分减少，几经折衷，他现在看开了：「反正，就当作开演唱会。」

会接演这样的挑战，其实是黄连煜对客家音乐的企图心：「去年的《纯情天妇罗》之后，有人提议可以做个客家音乐剧，我觉得这点子不错，就一路参与到现在。」他认为，音乐不是只情感和音符：「若能和影像互相结合，会让音乐的影响力更大，从听觉走向视觉。」

为何是客家语发音？他回答得很简单：「因为我是客家歌手。」从《新宝岛康乐队》开始，黄连煜就开始以客家语作为创作的语言。事实上，他从小热爱的却是西洋音乐，甚至一度想要离弃客家歌。

风光背后  是无止境的重复与消耗

出身头份的他，国小便随父母从客家农村搬到头份镇上，外公是成功的生意人，家里妈妈听国语流行歌，舅舅听日文歌，阿姨听的则是西洋流行乐。「我什么音乐都听，但就是不听客家山歌。」在客家族群里，客家山歌多是劳动阶级、茶农、庄稼人生活的歌谣，搬到镇上远离了这样的生活，客家山歌对他来说很难引起共鸣，反而五光十色的流行乐像是远方美好世界的象征，时时刻刻呼唤著他。

成长于一九七○年代的黄连煜，就像当时所有的客家青年子弟一样，从学校毕业后，就急著抛弃原乡，进入都会里讨生活。「我以前很傻，会以为世界上所有人都在讲客家话，小时候隔壁搬来了闽南人，我还觉得奇怪，为何他们讲闽南语？现在想起来，那个时候单纯得很美好。」

没有受过正规音乐教育，只有在中学因为担任学校乐队而学会几种乐器的黄连煜，写歌是内建的基因：「写歌就是随便乱唱就出来了。」他在录音室工作，被发掘了音乐才华。而另一个召唤他的内建基因是：客家文化。

一九九二年，他为了写歌开始从头了解自己的客家文化，要写自己的歌当然就是从自己的母语开始：「我讲客语，为什么不唱客语歌？」他从头去听童年时被自己忽略的客家山歌，甚至到中国各地采集客家文化。

九○年代台湾本土意识抬头，各种母语创作音乐大受欢迎，《新宝岛康乐队》的新台语歌、新客家歌受到市场注意。一路从九○年代头红到九○年代尾，「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我们唱一百场，到处巡回，从台北唱到绿岛、武岭。」风光的背后，是生命无止境的重复与消耗。

翘翘版的两端  成为创作的来源

「那时候，每天醒来都在不同的MOTEL，生活很浮，写出来的作品也浮，我决定退出。」一九九七年开始，他原本打算休息一、两年，到纽约流浪，没想到一休息就十年。预计要去纽约，也没去成，反是在台北开了各种餐厅，从酒吧、义大菜餐厅开到麻辣火锅。「我到现在还会做当初开店的恶梦，梦到资金不够，要跑银行三点半。」

店开了又关，关了又开，最后落脚在北艺大校园，开了一家「贰楼咖啡」，店里常有校园独立乐团表演，黄连煜这个老板除了租借场地给乐团表演，偶而还会到现场帮忙接电线、布置场地，甚至还帮这些年轻人接洽表演，认出他的人不多。

可是，每天看这些年轻人唱歌，自己也心痒了：「他们把我快灭掉的音乐热情又重新点燃了。」离开的这十年，他每天被生活追著跑，张罗开店，开口向人借钱，日子无论如何挤压，他仍不忘写歌，「生活就像吃饭，吃了饭就会拉屎，而写歌就是拉屎。」

十年之间写的歌，他就只是写，从未想过发表。二○○七年，刚好客委会有征案，黄连煜把这十年的作品整理投案，不仅获得补助，该专辑《BANANA》还拿下当年金曲奖最佳客语专辑。「重新回来之后，我更确定自己想做的事，想写客家音乐，一直写下去。」

为何有这样的醒悟？他先是笑说，自己老了，不再像年轻时那样潇洒随意了，但下一刻又认真剖析起自己：「我是一个害怕安逸的人，太舒适写不出好作品，但你也不能让自己苦到过不下去，我有家庭有生活，毕竟年纪大了……我像是在跷跷板的两端，一下子追求舒适，一下子追求刻苦。生活里的这种挤压就成了创作的来源。」

边唱客家歌  边重新发现了自己

唱了这些年，他也不断思考自己与客家文化的关系，说起来，一九九二年的走红是时代造英雄，但时代会退去，自我如何在变动里安身立命成了自己的课题，他推翻了之前回答我的话：「很多人问我为何要唱客语？我千遍一律回答因为我是客家人，这是很不负责又肤浅的说法……这几年，我一直问我自己为什么唱客语，我与客语有什么关系？」

他说，客家文化是一种超越地域的文化，你在湖南出生，所以你是湖南人，「但是客家人的文化并不是依出生地而来的，客家人四处流散，有新加坡，有广东，有台湾，把这些人维系在一起的，成为一个共同的客家文化是语言，如果当这群人不再说客家话，那客家人就不见了。」

年轻时想逃离原乡，抛去客家标签的男人老了，他边唱客家歌边重新发现了自己：「我以前很喜欢海，十九岁就考了水上救生员执照，但客家文化是跟山的关系很紧密的，近廿年，我已经不去海边，不知为何一个人反而爱上了爬山。」水上活动是一群人的事，而爬山是一个人的事。

黄连煜的工作室一头还挂著一支原住民的刀具，那是他爬山时砍木开路用的。藏在生命底层的文化因子不断召唤他，他说：「我在台北待了卅几年，国语台语都讲得比客语好了，很多我爸妈说的俚语、黑话我都忘记了，不要说城市，连客家庄的菜市场你要找到讲客家话的人都很不容易。」听起来有些哀伤，他接著说：「我太太不是客家人，我的小孩不会说客家话，因为没有那个环境，我现在一直努力唱客家歌，希望保留这样的语言环境和文化，希望有一天我的小孩想学客语的时候，还有这样的环境，或是从我的歌里，他们能认识这些流失的客家文化。」这是他一直唱一直唱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