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 表演艺术杂志

纵观人类早期文明的开发过程，面对少数或弱势族群的「处置」问题通常不离「同化政策」（assimilation policy）与「种族隔离」（racial segregation）两种模式，无论前者的伪善分享或后者的恶意鄙弃皆导致文化灭种的结果；为免重蹈覆辙，当今所谓「原住民」之文化保育课题，务必摆脱环境支配权之优势操控，尝试将原住民的文化存留问题交还其自我选择的意志，而Mari Boine的发掘，正巧提供绝佳的活生实例。

位于挪威、瑞典、芬兰及俄罗斯四国交界处，北极圈以北的苔原区──Sámiland（局外人称Lappland），居住著一群以驯鹿放牧或渔猎为生的少数民族──Sámi（Lapp），北美同纬度地区之Inuit（外称Eskimo）族群为其远亲，由于人烟稀少气候严寒，使他们的存在几乎被遗忘于纷飞的冰雪中。所幸Mari Boine这位Sámi血统之音乐使者，重新燃起族人的文化传薪。一九五六年，Mari出生于挪威北方城镇Kar-asjok之近郊，当时官方仍采强硬的同化政策，他只能接受全盘的日耳曼文化教养，不觉地遗忘自身的语言习性，且挪威境内的Sámi人较其他三个国家管辖的同族，拥有更完整的福利措施，因此认同程度愈加澈底；随年岁的增长，Mari逐渐察觉即使尽全力适应白人体制仍无法改变血缘的事实，屡经多回的矛盾挣扎终于从自卑的弱势心态中醒悟，决心重拾原生族群的文化传承与自尊，并著手用母语创作歌曲，借以延续Sámi族群之传奇。

熬练十三年后，于一九九三年发表Goaskinviellja（Eagle Brother）专辑，将Mari以原住民身分从事音乐创作的成就推至顶峰。从专辑标题与歌词内容，似乎不断表露自白头鹰（北方极地中百禽之首）的羽翼象征转化的心灵力量，原本以动物做为群体精神的图腾取向乃原始部族常见之文化行为，然Mari在此则跨越古老的崇拜迷信，欲藉展翼翺翔之自由意念突破现代文明的桎梏，提示族人回归大自然的宁静怀抱。

与台湾原住民音乐的「保存」方式相比较，Mari并不刻意再生固有形式与传统意义，却反而积极扩张衍生，于音乐的基底（fundamental）上用族人的语音技巧和民谣资产（joik），结合垂手可得之北欧民谣（mordic folk）风格，远则撷取世界各族之乐器音色，再以爵士、摇滚形式，丰富的编曲表现形态，因此在配器方面可见中南美洲（排笛、奎那直笛、陶笛、夏朗哥吉他）、非洲（姆指琴、谈话鼓、占贝鼓）及欧陆（德西玛扬琴、僧鼓）等地各式乐器的多变组合。与Mari同具Sámi血统的吉他乐手Roger Ludvigsen，两位挪威籍爵士乐手Gjermund Silset（贝斯）、Helge A. Norbakken（打击乐器），以及最特殊的秘鲁民谣乐手Carlos Z. Quispe（排笛、奎那直笛、吉他），彼此虽有文化背景的差异，但整体表现却为Mari Boine的创作本质所完全驾驭。

由于Sámi传统属口传文化，Mari必须利用挪威文的拼音方式转换本族语音以撰写歌词，无形中替自族的口语习惯、传说、诗词、古谚留下珍贵的有形记载。专辑中的序曲Cuvges Vuovttat，Duodalas Calbmi（Hair oflight，sole-mn eye），词意直接表达鹰的象征与心灵解放的导引关系；而标题曲Goaskinvie-llja（Eagle Brother）之中，更赤裸地呈现心灵渴望置换鹰的野性自由力量。所有曲目中，只有Modjas Katrin（Ka-trin who smiles）采自Sámi传统民谣，全曲无词句仅以呼喊之声自由衍生，充分显露粗犷豪迈之情。凝重无比的Das Aiggun Cuozzot（Within My Self），其宛如千斤石的低音重击正代表Mari捍衞Sámi传统的坚定意志。弥漫著悼念气息的Mu Ahkku（Gra-ndma），满载著Mari对祖母的思念，因为祖母正是族人智慧的化身。

Mari Boine的音乐表现所提供的文化经验价値，并非如何维持Sámi传统风貌以供外人「参考」，而是萃练掌握传承基底融入现代文明中，继续向前发展开拓族人的生存空间，如此原住民的文化保育问题才不致流于形式而消失于「沈寂」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