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岛屿,信手捻来的例子告诉我们,这块「婆娑之洋,美丽之岛」上的人们,在云门大开这四十多年以来,依然为了「我是谁?」「谁是我?」的问题,思索著,争辩著,低回著,激昂著……而林怀民或有意或无意,一路以舞作带著观众一同打造的想像共同体,是编舞家与土地、社群共感后的肉身呈现,有爱亦有恨,无私亦无情。
区别不同的共同体的基础,并非他们的虚假╱真实性,而是他们被想像的方式。
——Benedict Anderson,想像的共同体
根据国立政治大学选举研究中心于二○一七年七月公告的资料(注1),关于「台湾民众台湾人╱中国人认同趋势分布」调查,自一九九二年调查伊始即缓步攀升的「台湾人」认同,与呈现下滑趋势的台湾人、中国人「都是」认同,在二○○六年出现了相差不到1%的比例差异,数字几近交叠。那一年,尚有6.2%的人,有坚定的「中国人」认同。而数字相加之后,这座岛屿上,有89.1%的人们,心中同时蕴藏了自有他们一番解释的「台湾人」的自我认同。
一场现代舞 也是一场集体创作的土地连结之情
二○○六同年四月,云门春季公演,两支舞作为《白》X3、《美丽岛》。公演之前,推出新作向来不担心票房问题的「云门舞集」,竟然因为舞作名称所引发关于「白色恐怖」、「美丽岛事件」的政治联想,出现售票空前低迷的情况,也让舞团不得不透过媒体,发出告急之声。然而,在面临「误以为要处理政治议题」,以至遭到观众冷漠以对的情况下,云门依然透过原住民编舞家布拉瑞扬的编舞、加上为舞者钢琴伴奏的音乐人胡德夫,以肢体演绎了充满「水牛、稻米、香蕉、玉兰花」的台湾土地上,人们的悲喜、特定族群的集体记忆,以及历史的重量。舞作接近尾声时,胡德夫邀请台下观众加入〈美丽岛〉歌曲的合唱,当台下的声音由微弱渐渐转强,由迟疑慢慢激越,观众经验到的,除了一场现代舞的呈现,极可能还是一种集体共同创作出的土地连结之情与社群共享之感。而舞蹈社会学者Helen Thomas所指认,舞蹈作为一种社会的、文化的、艺术的力量,也在这样的场景中,被强悍地证明了。
回到社会科学的调查,二○○六年这个时间点之后,自认为是「台湾人」,与自认为两者「都是」的人们,持续构成了这个社会中的多数。二○○八年,自认为是「台湾人」的比例,出现明显的上升趋势。相对而言,自认为「都是」的,开始出现明显的下降趋势。而自认为是「中国人」或者是对此问题「无反应」的两类民众,则各自开始持续在不到5%的低档徘徊。这样的趋势,间或有些微的振荡起伏,但可以说一直持续到二○一四年的趋势高峰之后,才标示出另一波反转。这一年,自认为是「台湾人」的民众,爬上了60.6%的高峰,自认为「都是」的民众则跌至32.5%的低档。而自认为是「中国人」或者「无反应」的民众,加起来约只占受访者的7%。此后,自认为是「台湾人」的比例开始下降,而回答「都是」的民众,比例开始增加,一直到二○一七年,这两条认同的曲线,缓缓出现彼此靠近的样态。
原来,我们对于「自己究竟是谁」这回事的看法,如同一条河流的涨退,起伏、震荡。政治学者吴乃德认为:「此种认同高度不稳定、缺乏结晶化的现象,反应了台湾社会在认同上的纠葛。」(注2)只是随时间蜿蜒展演的认同之潮,究竟是水漫成灾?亦或是恰好丰美了岸边的花草?难以定论。
也许我们可以试著继续在舞台上的「云门」与当代台湾的对话当中,找出一些解答的可能……
文化、历史、土地 云门与台湾的多样对话
面对家门前的淡水河,林怀民发想了一个关于台湾各地河川的故事。创作期间,莫拉克台风来袭,八八风灾发生,土地残破,恶水低吼。于是,二○一○年本该美好的春日,舞台上呈现的,观众体验的舞作《听河》,不是唯美如诗画的甜蜜曲式,却仿若溺水求生般令人惊恐的挣扎狂响。同年底,继「行草三部曲」之后,《屋漏痕》再度以中国书法为底蕴,探索黑白墨色间,关于放纵与收敛的隐喻。相对于《听河》,这一残酷写实一悠远空灵的对比,是反差,是矛盾,是艺术世界的无须解释,也是现实世界的见怪不怪。这一年,「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ECFA)首次成为国、民两党主席公开辩论的议题,乃至协议生效。在争议不休、沸沸扬扬的过程中,民众必须更真切地面对「中国」对于两岸关系铺天盖地且日益加温的影响力,与化身各式变貌有形无形的干预。如果要问,「云门」,乃至「艺术」可不可能褪去「国家」的标记,完全回避世俗政权的影响?答案也许比微笑捻花的禅宗公案显而易见许多。
二○一一年,除了重演《家族合唱》,这支首度在表演艺术领域碰触「二二八事件」的舞作,林怀民尝试以流行音乐为中介,以肢体演绎台湾战后以来的大众文化。在一段段出于不同时代,却同样令观众耳熟能详的歌曲中,串接出《不能没有你》的常民生活集体记忆。相较于一九八六年解严前夕,同样以大量台语流行音乐入舞的《我的乡愁,我的歌》,多了些热闹平易,少了些无奈悲戚。而这一支反响庶民日常的作品,也在户外公演之时,获得了热烈的共鸣。这一年也是中华民国建国一百年,但是耗费巨资的建国百年音乐剧《梦想家》显然没能说出台湾多数人认可、共享的梦想。而这或许也是因为剧场外的真实世界里,岛上的人们,同舟不一定共济,同床却常常异梦。
跨过多元文化拼贴重量级作品《九歌》公演达两千场的二○一二年,林怀民选择在二○一三年深秋,给了我们反响台东池上绿意的《稻禾》。风散播花粉,泥土、日光与水,孕育了谷实的欣欣。一九七八年于中美断交日首演,传奇史诗之作《薪传》中徒手插的秧,在卅多载之后,幻化成长为家园故土的绿色奇迹。云门在四十不惑这一年,选择向土地致敬,拥抱我庄。然而这一年,我庄阁揆走马换将,一条年轻生命因为军中的不当管教而殒落,引爆了「白色公民」面对国家机器的怒吼狂潮。庙堂之上,政治人物试图发动或抵御权力的重新分配,民间社会只能冷眼以对,尽力生活,并有幸看见附著各种观者诠释版本的《看见台湾》。我庄纷扰依旧,混乱中犹有生机。被看见的台湾,面貌纷呈。
无法再「美丽」 如何直面这块岛屿?
二○一四年十一月,云门首演了《白水》、《微尘》两首舞作。另外将二○○三年「行草三部曲」中的第二部《行草贰》,改提为《松烟》,重新上演。《白水》以立雾溪的巨大投影为背景,是林怀民另一支以台湾河流为灵感起动器的作品。至于《微尘》,取佛经字面意义,不落言诠,但演出手册一行「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对应了舞台上所呈现残破、抑郁、文明转眼间灰飞烟灭的视觉感受。至于书法与东方肢体间的配对共鸣,一直是云门企图以文化元素抽象化,凝炼出云门身体的路径。这个兼具全球品味与在地认同的身体改造工程,藉舞作《松烟》公开展演持续进行,并不令人意外。这一年春天,因为「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引发了立法院内外,振动人心的学生运动。「太阳花学运」强烈地现视了台湾社会,面对中国的不同想像与不同态度。更透露出不同世代与对岸的连结,产生了复杂的质变与量变。「天然独」或「天然台」看似新兴人种,实则,远在岛屿天光之前,「他们」╱「我们」早已混生于「我们」╱「他们」之中。
今年,在林怀民迈向人生七十之际,原该是从心所欲的他,因为一场意外腿伤,暂时失去了自由活动的能力,成为躺在床上、坐在椅子上的编舞家。而一支本被再度命名为《美丽岛》的舞作,在编舞家如何也无法以「美丽」指涉其意后,直白地改名为《关于岛屿》,搬上舞台。透过宣传我们得知,这只舞作,以「汉字」作为视觉意象的主轴,以原住民演唱者桑布伊的声音,充盈听觉的感受,以台湾山海土地的色彩,作为舞衣的基底。这样根植于自然地理台湾的原汉文化拼贴,被定位为:「直面台湾之作」。 直面,面对,不逃避。
事实上在《稻禾》的公演手册里,作家蒋勋所写的篇章〈云门的身体,岛屿的故事〉,就已经揭露了「云门」在当代台湾,所承担、扮演的吹笛人、说书者角色。由《白蛇传》、《红楼梦》的中国跨向《薪传》的台湾,再从台湾的《我的乡愁,我的歌》出发演绎跨国界的亚洲混搭《九歌》,乃至于透过「行草三部曲」重新定位「汉字」,将文字与「国家」脱钩,并扩展其定义,作为「文化圈」的认同符号。这时而穿梭于历史时间,时而绵延于地理空间的肢体展演,通行无阻地跨过国与国的疆界,行遍全球化时代的地景,并回头对当代民族国家的体制与形构,乃至僵硬的国家主义,做出诘问与抗议。这个舞作展演与论述生产的社会过程,某方面突显了相关国族╱族群认同的文化元素,同时也探问了扰动认同边界乃至重新划界的可能性。Fredrik Barth指出,一个族群认同的边界,不仅是地理的边界,还是「社会的边界」。所谓客观的文化内涵,不过是认同主体主观上用来划分人群的工具。因此,不管是「东方身体」、「汉字」或者是「台湾土地历史」,作为一种文化符码,有时区分了你我,有时连结了你我。而何时差异?何时认同?它可以经由个人意志的选择,也可能需要社会集体的协商。果真要直面台湾,如何看待这些选择?如何参与集体协商?便是云门直到此刻仍须扛起、无法卸下的功课。
云门起舞与土地、社群共感后的肉身呈现
法国哲学家与社会学家Maurice Halbwachs认为,记忆是一种集体的社会行为,不同的群体,有其对应的集体记忆。而「我们」依赖此记忆所发挥的黏著剂效果,始能成为「我们」。然而,另一个相对应的概念是「结构性失忆」,在人类绵长悠远的历史当中,人们总也要刻意地忘却某些先祖,某些曾经,才能够让群体通过各种外在环境与社会变迁的考验,继续以「团体」的面貌继续下去。当下台湾,记住哪些?忘记哪些?谁能决定记起?谁能抹去记忆?作家朱天心在一九九七年出版其小说创作的重要篇章《古都》时,第一个句子便近似控诉地问道:「难道,你的记忆都不算数?」无独有偶,廿年之后,林怀民编成了与美丽脱钩的《关于岛屿》。在云门的官方网页上,我们看见,宣传著这支舞作的主论述,依然是这个无法解答的质问:「这个岛屿,谁说了算?」这些承继不同族裔身分的知识分子,这些在公共场域中说话掷地有声的人们,依旧在回看自己的生命经验时,感受到某种话语权被剥夺的苦楚,某些情感无法被承认的悲哀。是以,我们需要的温柔相待,彼此悦纳,远比已经有的还要多。
二○一七年夏天,世大运闭幕式上,靠著其他国家选手的热情支持,那面某些人乐意,某些人犹豫称之为「国旗」的「青天白日满地红」,终于得以进入「我们的」主场。不久之后,「中国新歌声」演唱会,这个早已举办过,看似也单纯的流行音乐活动,因为广告上一句「台北市台湾大学田径场」所演绎的「降格」与「矮化」,引爆了「中国民族主义者」与「台湾民族主义者」在城市边缘的对峙与冲突。时间再往后挪移一点,当秋天来临时,我们的「国球」战士们,将出征东京巨蛋,身著同时标示著Chinese Taipei(中华台北)与Taiwan(台湾)的球衣,参与亚洲职棒冠军争霸赛。而网路上,乡民们议论纷纷,用国际认证正名过的「台湾犬」当成队伍标志,究竟意味著什么?
关于岛屿,信手捻来的例子告诉我们,这块「婆娑之洋,美丽之岛」上的人们,在云门大开这四十多年以来,依然为了「我是谁?」「谁是我?」的问题,思索著,争辩著,低回著,激昂著。怀抱不同国族认同立场的人们,有时候小心翼翼,生怕指认错位,破坏了彼此之间难得建立的连带;有时候却又恨不得打开天窗说亮话,期待一场冲突之后,一切得以尘埃落定,那怕日后桥归桥,路归路。是以,舞台上的云门,一代代舞者反复跳著的台湾,必然也是这样的挣扎交织、美丑并陈;而林怀民或有意或无意,一路以舞作带著观众一同打造的想像共同体,是编舞家与土地、社群共感后的肉身呈现,有爱亦有恨,无私亦无情。
注:
- 参考政大选举研究中心网页esc.nccu.edu.tw/app/news.php?Sn=166#
- 参考吴乃德(2013)〈一般民众的认同趋势,1992-2005〉,《台湾的社会变迁1985-2005:传播与政治行为》。南港:中央研究院社会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