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方帐篷里,做自己的梦 |
杨子瑄
杨子瑄(植田二郎 摄 海笔子TENT 16-18 提供)
专题 海笔子与他们的帐篷人生

在这方帐篷里,做自己的梦

杨子瑄、朱正明

在类似公社般的帐篷剧剧团「海笔子」,就像是一个「人与人平等相处的平台」,成员在此排练、演戏、生活,无分资历深浅,也不论是导演、演员、行政……加入团队十二年的朱正明,始终过个白天上班、晚上排戏演戏的日子,加入团队九年的杨子瑄也是边经营咖啡店,边参与剧团演出,对他们来说,帐篷是人生重要的存在,就算没有上台演出,他们也选择以不同的方式,持续撑起这顶「世界的大帐篷」……

文字|陶维均
摄影|植田二郎
第302期 / 2018年02月号

在类似公社般的帐篷剧剧团「海笔子」,就像是一个「人与人平等相处的平台」,成员在此排练、演戏、生活,无分资历深浅,也不论是导演、演员、行政……加入团队十二年的朱正明,始终过个白天上班、晚上排戏演戏的日子,加入团队九年的杨子瑄也是边经营咖啡店,边参与剧团演出,对他们来说,帐篷是人生重要的存在,就算没有上台演出,他们也选择以不同的方式,持续撑起这顶「世界的大帐篷」……

海笔子成团多年,团员几经变革来来去去,由日本导演樱井大造来台带领演出为某种运作的核心,以「类公社」的方式、群策群力地经营帐篷剧,或说,经营一个「人与人平等相处的平台」。演出从搭台、拆台到煮饭、洗碗皆由成员自理,也无「演员只管演戏不管其他」规定,无论资历深浅一视同仁、都要身心投入,以实践帐篷的精神。曾参与过海笔子的成员即使离开,大多仍愿在演出期付出心力,以自己的方式守护著帐篷,不只为演出而集结,也不因演完而离散。剧场外的世界是座大帐篷,帐篷里成员的生活紧密联系,试著将帐篷所学,运用在世界的帐篷。而今年「海笔子TENT 16 -18」所演出的新作《世界是一匹阵痛的兽》,其中两位长期参演海笔子制作的演员,却不约而同选择隐身幕后,从不同的角度去帮忙演出。

杨子瑄  从外而内走入帐篷 「带著他者」在蜿蜒路上行进

大学开始接触帐篷剧的杨子瑄,加入团队约九年,是海笔子的中生代成员之一。她大学时便常看小剧场,唯有二○○九年在永和福和桥下观赏帐篷剧《无路可退》,让她感觉最受震撼:「没看过这样有火、有水,最后还热泪盈眶的作品,想靠近了解这群人怎能搭起这样的帐篷。」从这样的热情出发,半年后,她边和朋友筹备「直走咖啡」的开店事宜、边加入帐篷剧高雄巡演、担任前台总管,「经营空间与团队的很多方法是在帐篷学的,许多『直走』成员后来也都加入了帐篷。」前期,杨子瑄重心放在经营咖啡店,在帐篷是旁观学习者。

二○一二年,直走咖啡决定歇业,恰好海笔子跟樱井大造去日本福岛移地演出,她开始跟著巡回、从此才深入帐篷,「当时觉得自己对海笔子有责任。旁观总会看到一些无法解决的内部问题,但当我涉入其中才发现那些困境是无法回避的,光靠嘴巴也不会解决」。一五年,她和朋友另起炉灶经营「半路咖啡」,从「直走」到「半路」,也包括三一八学运期间大伙共办的「贱民解放区」,在在显现帐篷对杨子瑄及伙伴所造成的影响,「如何建立一个让人停留的场域比达成什么实际目的更重要。」杨子瑄说:「比如现在的『半路』许多成员也参与这次演出,甚至剧场周的伙食也是在咖啡店煮好送来,很多想法和做法都是帐篷告诉我的。」

在帐篷,演员必须锻炼自己的想像力,避免平面且死板的思考,在基于了解现实的前提下将现实转化为表演,最重要是必须「揹著另一个人的记忆往前进」,而非追求演出一场好看的「秀」。杨子瑄举某次自主训练的独白练习为例,大造要求她先用自己的方式诠释,再假想自己是记忆中某位认得的人去念,并非模仿而是想像对方与妳同在,让意志在两者间切换:「我想著某位刚自杀身亡不久的朋友,突然体会大造所谓『带著他者前进』的感觉。演完我大哭,第一次觉得自己好像可以当演员。」杨子瑄说,帐篷特别强调互相扶持,演出时所有成员聚精会神照料著台上的戏,个体和个体成就一个群体的感受很强,「我没有参与其他剧场作品的经验,但我猜帐篷应该是很特别的存在。」

从旁观、然后介入,到这次离开舞台、担任行政管理职,杨子瑄不断思索帐篷之优点与不足,还有没有更进一步与观众共同建立场域的方式?帐篷对观众来说哪里重要?许多疑惑未解,新的难题又来:「我每次做帐篷剧都有『这是最后一次』的感觉。每次集结都是全新开始,很难去思考革新,这也是我认为帐篷的困境之一。」她认为海笔子始终处在变动阶段,是好、是坏难以断定,但因成员变革,很难立足过往做修正,「但我认为自己目前还不会离开,我在帐篷的身体还没完成。今年不做演员也是因为想从不同位置思考帐篷,从个人角度做调整。」

朱正明(植田二郎 摄 海笔子TENT 16-18 提供)

朱正明  白天工作顾全生理 晚上在剧场养活心理

朱正明年轻时就常把工作余暇耗在剧场,到处参加演员甄选,从优剧场到临界点,他始终过著白天上班、晚上排练的日子。那天,他在馆前路历史博物馆看一出亚洲演员的联合汇演,被戏中的移工题材触动,报名了钟乔举办的工作坊,也因缘际会参演了反美浓水库的《水乡传说》。一九九九年差事剧团邀请樱井大造和野战之月做《出核害记》,他被演出能量震慑,从此加入帐篷。

二○○五年的公演《浮士德》之后,大家开始找与这块土地相关的题材创作;乐生事件发生,大伙进驻乐生采集长者故事,朱正明也创作了独脚戏《苦莲树下的黄昏》,讲自己自幼离家工作的思乡情怀,和乐生阿公阿嬷培养深厚感情。因乐生题材特殊,樱井大造坚持带演出走入城市心脏、前进剧院殿堂,把阿公、阿嬷带进国家剧院实验剧场演出《野草天堂》,这也让朱正明开始思考戏剧能否呈现社会运动的本质?如何用表演的真实穿透社会的虚伪?「大造常说『乐生是逆光的乌托邦』,因为被当作需要被排除的边陲刺眼之地,反而保留某种圆满。我始终记得一位乐生阿嬷的访谈,说自己的教师梦却因为政府的错误政策而终生遗憾;因乐生而接触到的这些人和体验,是我站在舞台上很大的力量来源」。

十三岁离家工作,做过工地吊车助手,也当过捆工,几乎和接触帐篷同时期,他进入机车快递公司上班,至今已是元老员工,跑外送,也肩负部分的行政职。机车快递路线遍及北市、新北,最远单日至山佳来回,员工轮班负责一条配送线,从永和一路送到三峡都是当天亲自取件、再送件,是相当辛苦的工作,「以前景气好,叫件量跟价码都高,现在不景气,大家快递都改邮寄,加上网路上很多竞争同业,只能想办法多吸引客户,有时周末也会接单加减赚。」他也偶尔帮在西门町经营民宿的朋友保管钥匙,深夜光临的客人就交给他开门招呼,「最近想多赚点,经济有压力所以不能参演这次的帐篷,只能从旁帮忙。」

因为珍惜帐篷,想完成自己的演员使命,他努力工作也和老板打好关系,以因应剧场演出造成的请假和早退,老板也曾带家人进剧场捧场。「许多同事或客户知道我在做剧场,都很惊讶我怎能把自己一分为二?我说,白天工作养活我的生理、晚上工作养活我的心理。其实他们有些人是羡慕我的,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从事帐篷剧演出多年,他早已有了革命情感,过程除了增长演技,更多人生历练收获:「以前我不自觉会把白天上班的待人接物方式拿到帐篷,这是一种语言暴力,但我却不自知,大家也很好地容忍我。」朱正明自认从前缺乏深度思考,总不知如何对待身边伙伴,不知何谓团体生活,「大造常说『多数』,一开始我根本搞不懂是什么,后来明白所谓『多数』就是一群人藉著行动影响彼此,将个人化为群体以打造公共场域。帐篷也就是这样。因为大家都想完成,所以它是平等无身分位阶的,进帐篷是为了打造『新公共性』的场域,用想像力抵抗虚构的真实。」

日夜奔波当然也疲惫,年纪增长,他深感记忆力与体力不如以往,经济压力不时袭来,这次只能褪下戏服从旁协助。朱正明自嘲是帐篷演员里最会忘词的,上班无法分神准备角色,下班心神耗尽只想休息,二选一的疑虑逐渐浮上心头,「机车快递做十几年,认路或跑流程已经是本能了,这把年纪不太可能换工作,但剧场这边却逐渐觉得吃力,需要重新找力量。」他趁著这次纪录片放映、回顾过往十二年,从青涩到成熟,他不再是那个一下班就热血冲剧场的阿明了,「这样的转变有『好』有『不好』,但绝不是『坏』;至少现在我还不会放弃帐篷,毕竟是帐篷带著我去探触与摸索世界,在帐篷里做自己的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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