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老师对指挥技术的领悟之深，胜过任何一位我认识的国外教授，而他能以最简易传神的形容，一针见血地让人立刻了解事务的本质，记得第一堂课我就表达自己不善言辞，怕是不适合当指挥，他说：「指挥是靠手说话，不是靠嘴巴。」他也形容：「指挥乐团如同骑马跳栏杆，是马跳，不是你跳，但是你得使牠跳。」
第一次见到陈老师时，我还是个对前途懵懂的台大心理系新鲜人，帮友人（陈老师的小提琴学生）伴奏一首莫札特奏鸣曲跟他上课。陈老师挺著硕大肚子，叼著烟，帮我翻谱，几天后听友人转述，说老师从我的弹琴中认为我可以当个指挥，就这样，开始了我与陈老师一段漫长的奇妙情缘，也因此渐渐在心中笃定了自己未来的人生方向。
没有乐团当工具的指挥课是很难进行的，尤其开始的几年，只有我与他一对一，有时对空比划，有时放录音带，有时他弹琴我指挥，有时仅仅空谈……基本上，是一个没有固定形式的「启发式」教育，对初学者来说，只能说是蜻蜓点水，上课时间都是有一搭没一搭。可以说，陈老师是以很自由及对待「同侪」的尊重态度教我（他拒绝收我学费），从不以「老师」的高姿态说话（他说：音乐是你的，我只是教你如何表达）。虽然上课方式很「另类」且即兴，但我喜欢这种被开导后先自我摸索、偶而再去被他以智慧话语点醒的感觉。我至今仍无法理解，他如何在腼腆内向、从没真正在他面前比划过一段完整音乐的我身上，看出我的潜能、对我有如此的信任？他最常说的话就是；「这个你没问题。」留下一脸狐疑的我。几年后，有了简文彬、刘孟捷、黄心芸的加入，上课变得具体也热闹多了，我也因大学音乐社团的实际演练经验，渐渐理解了很多陈老师提点的指挥原则。那阵子，我在示范乐队当兵，文彬是艺专学生，孟捷与心芸才小学毕业，正准备出国（他俩成天窝在陈老师家中练琴，做功课，游玩……），我们这横跨「三代」的学生，常常周末齐聚在他安和路地下室的琴室，轮流指挥、弹琴，总是乐声笑语不断，是段非常美好的时光。
为学生清楚看到未来
也是那段期间，陈老师开始让我实际参与职业乐团的活动，从《茶花女》、《卡门》等歌剧制作，我在为歌手伴奏及参与整个过程中，累积了无数宝贵的经验。当时的陈老师，从儿童合唱团、独唱者、导演排戏、到乐团排练样样自己来，偶而还负责歌唱家的接送，常常整天指挥到晚上手都抬不起来。他在排练场总是谈笑风生，神采飞扬，成为众人围绕的焦点。在多场他指挥的交响乐演出中，我担任乐团里钢琴或钢片琴弹奏（记忆最深的是：江文也《孔庙大成乐章》，我在台上弹钢片琴，刘孟捷弹钢琴）。他更不时会丢来一句，如：「你明天到示范乐队来，帮我指挥一下」这类的震撼弹。当时的我，却总是胆怯地临时爽约，一次都没出现，而他也都不生气。
陈老师好像能清楚看到未来；退伍前，如同一般台湾学子，我积极准备出国，他送我一句话：「学做菜要在厨房学，学指挥要在乐团里学。」并建议我留下来，当市交的助理指挥，他认为我经过一年历练后，去参加国际比赛，应可得奖。当时的我已获美国音乐学校的录取，哪听得下这句话，仍是执意要走，他就说：「你去学校看看，觉得不对随时欢迎回来。」我带著这句话赴美，在印第安纳大学主修钢琴，并替指挥班学生弹琴，同时准备指挥班入学考试，在几个月内，我充分了解到陈老师那句话的深意；国外虽然各方面让我眼界大开，但以钢琴代替乐团的指挥班上课，如同隔靴搔痒，偶有的指挥乐团机会又是如此短暂，如同「大家轮流舔几口棒棒糖」（又是陈老师语）。因此，我在通过指挥班入学考试，得以于次年双主修钢琴与指挥之后，毅然给陈老师写了信，说我要回台湾。如是，在赴美一学年后，我这个没有音乐背景，在美国没有完成「学业」的无名人士，成为台北市立交响乐团助理指挥。
一般的助理指挥，主要是负责在台下听音响，帮指挥、乐团修订谱子等工作。陈老师却让我一上任即「纯」指挥，一年内指了十几场的演出，包括大型制作及歌剧《弄臣》，以此经历，我顺利通过隔年法国贝桑松指挥比赛的书面资格审查，得以成为数十位被邀请的选手之一。经过三轮的竞争，也幸运地拿了第一奖，一切就如同他预测的一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