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初在北京登场的「2018柏林戏剧节在中国」，邀来了导演米罗．劳的《轻松五章》，名为轻松实则沉重的内容，却由儿童担纲演出剧中的戏中戏，所引发的思考却不仅止於戏剧本身，更衍伸到了社会及剧场的社会意义：如何透过戏剧作品来面对悲剧，又如何克服巨大的集体性心理创伤。而另一方面，剧中带入的儿童戏剧教育理念，也让人反思当下中国正掀起的儿童艺术教育风潮。
「2018柏林戏剧节在中国」七月初在北京启幕，可惜的是这第三届只来了一部戏《轻松五章》Five Easy Pieces（前译为《五首简易小品》），在天津、北京和常州共演出六场，伴随著柏林戏剧节（台译为「戏剧盛会」）另外三部戏的现场演出影片放映及讨论会等共十八场活动。「柏林戏剧节在中国」是由北京吴氏策划于二○一五年与柏林戏剧节签署了五年（2016-2020）的合作协定，每年由中德专家组成的评审委员会从当年在柏林戏剧节中演出的十部作品（这是从上一个演出季德国各地约四百出戏剧作品中挑选出来的最值得关注的作品）中评选出两至三出于次年至中国巡演。与法国亚维侬戏剧节和英国爱丁堡艺术节的兼容并蓄相比，柏林戏剧节更著重戏剧的专业性，具有思辨、反娱乐、挑战固有创作模式和观剧传统的特点，亦即，让人看到最具创意的戏剧制作。
《轻松五章》的一场震撼教育
《轻松五章》由瑞士导演米罗．劳（Milo Rau）编导，二○一六年开始排演制作，一七年在柏林戏剧节演出。主题极为沉重的《轻松五章》是一出以戏中戏形式表现的文献剧，核心文本来自一九九○年代比利时一起连环性侵虐杀女童案的档案，此戏想要在舞台上呈现的则是「剧场如何呈现这样的一出戏剧」，同时，戏中戏的演员清一色由儿童担纲，如此又有了极为残酷的直面效果。这出戏对北京的专业戏剧人而言，是一场震撼教育，影响可能不下于去年七月在天津大剧院演出的《2666》。
有意思的是，《轻松五章》所引发的思考却不仅止於戏剧本身，更衍伸到了社会及剧场的社会意义：如何透过戏剧作品来面对悲剧，又如何克服巨大的集体性心理创伤。同时，更巧合地对应上了目前中国对于原创剧本的反思与儿童戏剧及戏剧教育的热潮。如何运用剧场艺术来揭示一桩残酷罪行背后的社会意涵，这牵涉到文本的创作与舞台艺术的创意。从最近发表的一些对于原创剧本的检讨文章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检讨的方向仍然受困于中国话剧传统的意识形态，人生体验和人物塑造不够深刻这些空话正是中国戏剧发展的真正阻碍。剧本不是小说，当然更不是论说文，剧本的存在方式就是在舞台上的演出，剧作家如果没有舞台想像是写不出好剧本的。反之，有舞台想像，看似生冷的档案档都可以成为活生生的表达利器，这就是《轻松五章》和《2666》所展示的效果。《2666》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第四场，一百多件档案档巨细靡遗的叙述，不得不让人耳聪目明地且随著语调与背景声音在剧场空间里凝聚的强大张力而惊心动魄。这就是原创力与创意。缺乏舞台想像力的剧作家与导演，这才是中国戏剧界目前的最大问题。
戏中戏引入的儿童戏剧教育理念
《轻松五章》这种题材的戏却特地找儿童演员来演出，且以戏中戏的方式植入儿童戏剧教育的理念，自然引起对此议题的思考。在今年三月份，此地教育部发出通知，今年将有十七个省份全面取消体育特长生等全国性高考加分专案，同时发展素质教育，重点是在音乐、舞蹈、戏剧、戏曲、朗读、影视等方面表现出来的兴趣特长，参加艺术活动的成果等。这个通知的意义在于，二○○一年，奥林匹克竞赛（除了体育，还有各学科的竞赛，其中最突出的是数学，简称「奥数」）成绩正式被列入高考的加分项目中，十多年来，奥数几成所有家长与学子的恶梦，现在高考不加分了，自然大多数人就不会去补习奥数，学习艺术则不能当兴趣，而是必备课了，艺术教育突然成了潜力无穷的行业。五月下旬在北京举办的北京演艺博览会中的儿童剧及亲子产业两个主题正体现这种热潮。戏剧教育如同整个演艺产业的发展路程一样，目前正处于野蛮生长的初期，乱象可以想见，但重体验的戏剧教育对演艺产业的未来发展又极其重要，如何发展，值得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