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 表演艺术杂志

英国「克莱德制作」受邀于今年台北艺术节演出的《金钱众议院》，制作成本看似精简小巧，但其极为高明的文本与细致的规则设计，引发参与者情绪与关系的有机流动，激起后续网路与现实中反馈热烈，演出仍持续在演后多音进行，每一种感想与讨论都令人反刍参与当下的情境，值得咀嚼再三。本剧与其说是剧场集体即兴参与式演出，不如更像是一场以艺文命题包裹的写实社会实验。

本剧观众（参与者）在购票时即有两种选择：支付票价三百元，并投注五百元筹码的「玩家」，与票价八百元台币，可在演出行进间额外投注五百成为玩家的「旁观者」。演出开始后，十五位玩家将在约两百名旁观者的注视下，遵守特殊的游戏规则：不得捐助、不能平分、需于一个小时整做好决议并签署好同意书（提前决议无效）、无决议则现场筹码将强迫留给下一场玩家。由此开始进行为时一小时的金钱使用讨论。

非理性提案制造戏剧高潮

正如同霎那遭遇巨变的群体，一群素未谋面、只因对艺文喜爱而聚在一起的玩家，有默契地自行分工认领社会各式角色：引导讨论前进者、提案者、附议者。整个中山堂议事厅倏忽分成两种场景：希望能和平达成协议，缩小自我已达大我实现的玩家群，以及因著议事进行一团和乐而心痒难耐、期望更多戏剧性讨论出现的旁观者，彼此在互不以实际行动干扰中以气场与骚动相互角力。于是，时至一半，开始有旁观者忍不住投入五百元筹码加入玩家行列，用以打破婉转与和谐的待人处事，提出张显个人欲望的「非理性」提案，试图刺激更多关于金钱支配、超越社会秩序、离开伦理与道德的想像，也造就了本剧机动性、不可预期的戏剧高潮。

周六下午首演场在开议近四十五分钟时几乎达成协议：协助台湾新生代剧团至日本巡演的演出经费补贴。而就在五十五分钟时，另一位旁观者投钱成为玩家，他不同意台面上所有选项，「我觉得我花五百元就能狭持你们所有人（的决议），我觉得很爽。」而其他玩家们在时间所剩无几的情况下，只能被迫接受这个看似无达成协议的结果（但为何都接受无结论，不能成为另一种共同同意的结论呢？）。

许多参与者后续讨论针对协议的达成与否、金钱是否成功使用，作为该场玩家好不好的指标，受到较多赞扬的为周六晚场达成决议、将筹码购买剧场演出票券的结局。但「成功使用筹码」是否必然等同于对所有人的「好结局」？从戏剧张力而论，未达成协议相对在议事过程更具有冲突与分歧，对观赏者未必是非良性的发展，而就玩家而言，上一场未能成功使用筹码，也可扩大下一场玩家的额度，结局的好与不好，只存乎个体感受，与本剧的设定与成功定义无涉。

现实中真能放弃小我追求大我吗？

另一有趣的现象为，在具有共同标的与时间压力的状况下，玩家们几乎跳过社交里最基本的自我介绍仪式，唯在提议时因涉及说服他人，才多少偷渡部分的自我社会身分于其中。「自我」在欲望在公众化的情况下，无限缩小至近乎消音，玩家在众目睽睽下，更愿意选择更多人受益、更「均善」的选项，而非支持个人私欲满足的玩家提议（注）。即使在艺术自由的安全保护下，玩家们仍难以跳脱「众好」的社会主流规训，让更多人受惠是否就等于较为公平？而公平真正的价值又是什么？个人在民主社会追求更大利益的同时，是否真的如同演出般，愿意放弃心中所欲，成全看似与己无涉的利益？

无论那笔七千五百元或以上的筹码是否被使用，其所映照的社会现象，以及延伸的讨论，值得以长期纪录片的规模对待，也期待剧团能在此计划累积多国与一定场次后，能提供其制作方的人类观察观点。

注：周六午场有玩家提出要抽一名观众送他出国，支持者明显占下风。另有在中山堂改变灯具、租电脑灯给下一场玩家的选项，皆未获多数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