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人的呼声》透过工作坊的培力与呈现，有意图让平常被压抑的移工，在公共空间主动抵抗权威与歧视，冲淡劳动阶级与族群意识。可惜在于，创作者在剧中所呈现的劳动现场极为片面，即便其有意点出每个职业在不同环境中，备尝各种艰辛，并欲透过移工迁徙的路径连贯场景，但创作者却用粗糙、单一手法直接拼凑，反而难以看见多种被压迫者的面孔，重叠桥段、戛然而止的转折导致批判的声响被碎裂化而渐弱。
台湾应用剧场中心《穷人的呼声 Cry of the Poor》
2018/11/18 桃园展演中心一楼展场
九○年代以降，在全球化的国际分工体系，许多东南亚籍工作者沦为客工制度和移民政策的次等他者，因社会群集（注）差异的偏见，将其低贱化，在契约与雇主的捆绑下，难以看见主体的抵抗。然而移民或移工议题的剧场在近年来时常被作为展演主题，从作品建构的「过程」中，团体能够在培力下觉醒，厘清并定义自己的声音，也透过剧场将其问题复杂化。从二○○二年至今，剧场推出许多移民题材之作品。但移工的声音呢？移工的自由受碍于雇主及条约，难以进入剧场共同发声，甚至田野访谈极为费劲，使其在环境限制下而面貌渐渐被抹消？
让底层移工自己发声
台湾剧场应用中心的领衔者赖淑雅从二○一七年起，便与桃园市群众服务协会移工庇护中心的菲律宾「移工」合作，推出「漂泊的声音——关注移工剧场计划」，便在今年展开二次巡演，因此移工剧场在众多的移民作品中崭露头角。计划之一的《穷人的呼声》以在城市中的社会不正义呈现被压迫者的劣等遭遇，移工为了生计而处处漂泊。首场场景设在菲律宾民答那峨岛，地主成为跨国公司的鹰爪，给予劳工廉价薪资，动辄要求他们休无薪假，家计的需求，逼著劳工们远渡客乡另谋生路。剧中较大篇幅落于菲律宾劳工在马尼拉劳工权益的被践踏，用完即丢、被积欠薪资、低薪问题，甚至逼不得已从事非法色情行业，遭致警方扣押。尽管跨越国界，被菲律宾誉为「国家英雄」、为国家贡献12％的GDP，在台湾却是被当作底层奴隶，从为远洋渔工劳动者与家庭帮佣的段落，可见移工在他国所遭致的虐待处境，更是呼应他们原本就是「受害移工」的身分而待在移工庇护中心。
如同首段所言，自移工开放来台至今已有廿多年，长期所受的压迫只能在暗域里啜泣。近几年来，相关题材作品也被作者的「代言」、或艰涩的中文语境而箝制主体之声，消融议题传达的效果。《穷人的呼声》透过工作坊的培力与呈现，有意图让平常被压抑的移工，在公共空间主动抵抗权威与歧视，冲淡劳动阶级与族群意识。可惜在于，创作者在剧中所呈现的劳动现场极为片面，即便其有意点出每个职业在不同环境中，备尝各种艰辛，并欲透过移工迁徙的路径连贯场景，但创作者却用粗糙、单一手法直接拼凑，反而难以看见多种被压迫者的面孔，重叠桥段、戛然而止的转折导致批判的声响被碎裂化而渐弱。民众剧场或社区剧场固然著重于过程培力，以及民众的意识觉醒进而主动发声，但身为作品的创作者或主事者，应该将其脱离安全巢臼里，不只是借由单纯扮演反映生命经验，而要在议题批判里创造新思维，使作品的实验性释放多重观演关系。
剧场作为革命的预演
移工议题在剧场中，并非是常态性的讨论。民众剧场有如以文化为媒介的新社会运动，赖淑雅与台湾剧场应用中心团队共同打造让他者有发声的平台，认可与倾听弱势的声音，甚至与他们站在一起，在公共场域振声高呼。在剧尾所演唱的《Bayan Ko》（我的国家）歌词提及，「苦难的日子快要结束了，夜在消失曙光快来到，为了自由，我愿把生命爱情抛。」尽管正义的伸张是漫长和艰困的奋斗，但我们却可以逐渐削弱对群体差异的对立性，以肯定与包容的态度，探讨和关注差异，这也许是剧场作为革命的预演之价值所在。
注：女性主义政治哲学家Iris Young提出，每个人属于不同的社会群集（social group）的差异，从差异中主张除了群体认同的重要性，对于群体差异的再生产、对于群体的尊重，同时不产生压迫的制度（Young，2017：100）。然而剧场的功用便是告知与移工／移民不同的社会群集，从「正视」中看见差异，进而实现真正的正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