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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欢乐形象出现在舞台上,高喊欢迎傻瓜的舞蹈,实际上是在呼喊所有被权力推挤到边缘的人,来这里恢复自己的价值、与「人」的身分。(林韶安 摄)
戏剧

透过舞蹈场域,重新容纳边缘

评跃演x52 PRO!《阿波之音》

阿波舞的社会意义,是在故事里经由戏谑、悲剧到升华等循序渐进的手段,召唤被社会主流价值所贱斥的边缘、低下与不入流者。以欢乐形象出现在舞台上,高喊欢迎傻瓜的舞蹈,实际上是在呼喊所有被权力推挤到边缘的人,来这里恢复自己的价值、与「人」的身分。遭受不平等待遇者,透过阿波舞展开的全新场域,因此能重返平等,且不必自我抹灭,能同时拥抱过去与现在的状态。

阿波舞的社会意义,是在故事里经由戏谑、悲剧到升华等循序渐进的手段,召唤被社会主流价值所贱斥的边缘、低下与不入流者。以欢乐形象出现在舞台上,高喊欢迎傻瓜的舞蹈,实际上是在呼喊所有被权力推挤到边缘的人,来这里恢复自己的价值、与「人」的身分。遭受不平等待遇者,透过阿波舞展开的全新场域,因此能重返平等,且不必自我抹灭,能同时拥抱过去与现在的状态。

跃演 x 52 PRO!《阿波之音》

2/23  台北 华山文创园区乌梅剧院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出现两种截然不同思考:一是以天皇制为轴心,忍受停战命令带来的屈辱,同时又感恩天皇此举对国民所带来的恩赐。第二,是反对崇高纯洁的自我想像,高声呼吁社会应该「堕落」,来直面现实处境的声音(注)。前者反映出日本国民与国家间的扭曲关系:在国家精神象征「天皇」的意志下,失败与羞耻透过停战令加诸人民;同时,天皇却又矛盾地,以神圣救世主的姿态,将人民从战争中解救出来。因此,面对由天皇降下的耻辱,日本国民仍持感激的心情,透过忍耐与崇高的道德精神,修炼自己的美德,好从战后的颓势里稳住自我与天皇的价值。这样的思考脉络,其既矛盾又紧密嵌合的元素,共同指向了美好的自我与国家想像。这份想像从最大的国家尺度到最小的个人尺度,被深深连结起来,形成一堵绝对的心理防御。因此,所有痛苦、残缺与不合理,最后都被笼罩上一层闪闪发光、轻巧可人,却无助于现实的美丽面纱。

然而事实在保守派眼里,又是截然不同的一回事。社会丑闻层出不穷,包括寡妇再嫁、军人从事黑市交易等,道德败坏的风气扶摇直上。在这样的现象与上述道德精神呼吁的矛盾间,第二种呼吁「堕落」的批评出现。这种想法主张:应该诚实地面对自己的痛苦,才能发现人性最深沉、直接的需求,因此得到具有建设意义的「进步」。举例而言,在国家规模的论述里,农村总是被赋予相对于城市「纯朴」的形象。但呼吁堕落的一方认为,农村实际上却充斥排他心理、逃税、谎报户籍等现象。而这些被忽略的部分,只有透过堕落通往的诚实,才能被真挚地处理与面对。

《阿波之音》的时代背景,正被放在与上述相同的时空脉络之中。

剧情中男主角横山武一的母亲既同时是传统艺术「阿波舞」名家,又迫于现实必须卖春维生,遭受鄙夷眼光,这与以上保守派所看见的「败德」景观是一体的。然而,剧中的阿波舞作为传统民俗舞蹈,却从其根本精神接受这一切,并在全剧篇幅里循序渐进地向观众展示它的意志。它又叫傻瓜舞、阿呆舞,民谣歌词中反复高唱:「跳舞的傻瓜和看跳舞的傻瓜,同样都是傻瓜不一起跳舞太吃亏了!(踊る阿呆に见る阿呆、同じ阿呆なら踊らにゃ损损)」歌词的呼吁,其实等同上述的堕落:所有人都被拉进傻瓜光谱后,因此无所顾忌;也因为无所顾忌,所以尽管狼狈,却可以对彼此诚实。

包容现实的无奈不堪,接纳耻辱的舞蹈场域

诚实并不一定是美好,它也可能揭示不堪与荒凉。编导在剧情里缜密地透过不同角色,重复阿波舞能作为一切残缺归宿的事实。首先,剧情开头指出武一母亲身为阿波舞名家,却同样也是卖春妇。此时,阿波舞元素被和「卖春」的负面标签并列,成为矛盾的存在。这是全剧开头与前提。故事以此悬置为起点,展开一系列剧情。接著,故事重心转移到伐木厂,渐渐切入因帐目不清引发的争议之中。这段过程里,具有轻度社交障碍的年轻男子总在众人嬉笑怒骂过程里,因为觉得过于丢脸、难以回应现实,因此练习阿波舞,躲进自己的世界。在这看似喜剧、浮夸的桥段,编导持续带来的讯息,是阿波舞不断接受了对现实而言,难以消化的一切。年轻男子虽然在言谈间感受卑微,却可以因为阿波舞而重回自在的世界。而这样的展示过程,与伐木场爆出自盗事件的发展并行。

因此,当剧情最末,当所有悬疑都将全面解开时,阿波舞作为现实之延伸,其可以接纳一切的场域性质,已经在所有喜剧环节被无数次重复、演示过了。其清楚、坚固的性质,也让剧情走到此处时的阿波舞,可以承受更大的不堪:那就是伐木工人监守自盗、不惜纵火的罪恶。当经过忏悔的工人,答应要永远待在伐木场赎罪,并再度回到工作场合中,他透过阿波舞与大家打成一片。经过反省的罪行,以更深入剧情脉络的悲剧形式,再度被纳入阿波舞的场域之中。

最后,阿波舞才正展开其历史任务,这个最困难的部分,就是剧本开场时所埋下的起点。当阿波舞已经向观众展示,它可以包容现实产生的各种无奈,包括自闭、赌博与偷窃,那么原先被悬置起来的卖春妇身世,也可以被包容。于是,戏剧的结尾,以女性身体演出的阿波舞,第一次出现在舞台。它不仅代表视觉意义的上场,同时也是哲学与社会学意义上,终于可以被直视、接纳的状态。在剧情的堆叠与说明下,此刻武一母亲的上场,得到了观众欢声雷动的鼓舞与喜爱。而她的身世并没有被抹灭,而是随著剧情推进,渐渐地观众理解,其实所有看似耻辱的,早就被阿波舞全然接纳了。而在座的自己,只是事后加入了这个行列而已。

欢迎傻瓜的舞蹈,呼唤著被权力推到边缘的人

这是《阿波之音》真正的创作意图。从二次大战后的历史背景出发,接受当初迫于现实所产生的无奈。编剧选择女性之不义处境,这种最艰巨的事件作为代表,扭转包括内向、偷窃在内,相同脉络中的所有过去。从以上情境出发,不难想像这出戏深刻挑战的社会价值与历史评价,在道德感至今极强的日本,所具备的历史正义意图。民谣中一起当傻瓜的呼吁,其实就是那呼吁社会「堕落」的声音。而阿波舞作为传统文化代表,并不象征原始、乡土与纯朴——事实上,「纯朴」正是本剧价值光谱所坚决反对的美化观念——而是「傻」所包装起来,人类处境的堕落、真实与包容。

戏剧的力量因此产生。阿波舞的社会意义,是在故事里经由戏谑、悲剧到升华等循序渐进的手段,召唤被社会主流价值所贱斥的边缘、低下与不入流者。以欢乐形象出现在舞台上,高喊欢迎傻瓜的舞蹈,实际上是在呼喊所有被权力推挤到边缘的人,来这里恢复自己的价值、与「人」的身分。遭受不平等待遇者,透过阿波舞展开的全新场域,因此能重返平等,且不必自我抹灭,能同时拥抱过去与现在的状态。战后日本以天皇为起点,选择性将难以受忍受的事物(如战败)美化、崇高化;又高举道德,来稳固自我价值,顺便贬低了现实中许多落入不得已处境者的状态。《阿波之音》融合批判的视野,与和谐的态度,重整了这样的社会秩序。而这出戏在能日本以外的地方引起观众振奋,也说明了相似情感结构与处境,并不仅限日本。将众人不断透过美好主流论述集结起来,并将不符合条件者往外推开、消灭,这样残酷的结构,是人类从历史至今,持续共同面对的问题。

注:相关论述请参考:《堕落论》,坂口安吾 著,郑晓兰 译。台北市:麦田。2014。

 

文字|张敦智 剧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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