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波舞的社会意义，是在故事里经由戏谑、悲剧到升华等循序渐进的手段，召唤被社会主流价值所贱斥的边缘、低下与不入流者。以欢乐形象出现在舞台上，高喊欢迎傻瓜的舞蹈，实际上是在呼喊所有被权力推挤到边缘的人，来这里恢复自己的价值、与「人」的身分。遭受不平等待遇者，透过阿波舞展开的全新场域，因此能重返平等，且不必自我抹灭，能同时拥抱过去与现在的状态。
跃演 x 52 PRO!《阿波之音》
2/23 台北 华山文创园区乌梅剧院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出现两种截然不同思考：一是以天皇制为轴心，忍受停战命令带来的屈辱，同时又感恩天皇此举对国民所带来的恩赐。第二，是反对崇高纯洁的自我想像，高声呼吁社会应该「堕落」，来直面现实处境的声音（注）。前者反映出日本国民与国家间的扭曲关系：在国家精神象征「天皇」的意志下，失败与羞耻透过停战令加诸人民；同时，天皇却又矛盾地，以神圣救世主的姿态，将人民从战争中解救出来。因此，面对由天皇降下的耻辱，日本国民仍持感激的心情，透过忍耐与崇高的道德精神，修炼自己的美德，好从战后的颓势里稳住自我与天皇的价值。这样的思考脉络，其既矛盾又紧密嵌合的元素，共同指向了美好的自我与国家想像。这份想像从最大的国家尺度到最小的个人尺度，被深深连结起来，形成一堵绝对的心理防御。因此，所有痛苦、残缺与不合理，最后都被笼罩上一层闪闪发光、轻巧可人，却无助于现实的美丽面纱。
然而事实在保守派眼里，又是截然不同的一回事。社会丑闻层出不穷，包括寡妇再嫁、军人从事黑市交易等，道德败坏的风气扶摇直上。在这样的现象与上述道德精神呼吁的矛盾间，第二种呼吁「堕落」的批评出现。这种想法主张：应该诚实地面对自己的痛苦，才能发现人性最深沉、直接的需求，因此得到具有建设意义的「进步」。举例而言，在国家规模的论述里，农村总是被赋予相对于城市「纯朴」的形象。但呼吁堕落的一方认为，农村实际上却充斥排他心理、逃税、谎报户籍等现象。而这些被忽略的部分，只有透过堕落通往的诚实，才能被真挚地处理与面对。
《阿波之音》的时代背景，正被放在与上述相同的时空脉络之中。
剧情中男主角横山武一的母亲既同时是传统艺术「阿波舞」名家，又迫于现实必须卖春维生，遭受鄙夷眼光，这与以上保守派所看见的「败德」景观是一体的。然而，剧中的阿波舞作为传统民俗舞蹈，却从其根本精神接受这一切，并在全剧篇幅里循序渐进地向观众展示它的意志。它又叫傻瓜舞、阿呆舞，民谣歌词中反复高唱：「跳舞的傻瓜和看跳舞的傻瓜，同样都是傻瓜不一起跳舞太吃亏了！（踊る阿呆に见る阿呆、同じ阿呆なら踊らにゃ损损）」歌词的呼吁，其实等同上述的堕落：所有人都被拉进傻瓜光谱后，因此无所顾忌；也因为无所顾忌，所以尽管狼狈，却可以对彼此诚实。
包容现实的无奈不堪，接纳耻辱的舞蹈场域
诚实并不一定是美好，它也可能揭示不堪与荒凉。编导在剧情里缜密地透过不同角色，重复阿波舞能作为一切残缺归宿的事实。首先，剧情开头指出武一母亲身为阿波舞名家，却同样也是卖春妇。此时，阿波舞元素被和「卖春」的负面标签并列，成为矛盾的存在。这是全剧开头与前提。故事以此悬置为起点，展开一系列剧情。接著，故事重心转移到伐木厂，渐渐切入因帐目不清引发的争议之中。这段过程里，具有轻度社交障碍的年轻男子总在众人嬉笑怒骂过程里，因为觉得过于丢脸、难以回应现实，因此练习阿波舞，躲进自己的世界。在这看似喜剧、浮夸的桥段，编导持续带来的讯息，是阿波舞不断接受了对现实而言，难以消化的一切。年轻男子虽然在言谈间感受卑微，却可以因为阿波舞而重回自在的世界。而这样的展示过程，与伐木场爆出自盗事件的发展并行。
因此，当剧情最末，当所有悬疑都将全面解开时，阿波舞作为现实之延伸，其可以接纳一切的场域性质，已经在所有喜剧环节被无数次重复、演示过了。其清楚、坚固的性质，也让剧情走到此处时的阿波舞，可以承受更大的不堪：那就是伐木工人监守自盗、不惜纵火的罪恶。当经过忏悔的工人，答应要永远待在伐木场赎罪，并再度回到工作场合中，他透过阿波舞与大家打成一片。经过反省的罪行，以更深入剧情脉络的悲剧形式，再度被纳入阿波舞的场域之中。
最后，阿波舞才正展开其历史任务，这个最困难的部分，就是剧本开场时所埋下的起点。当阿波舞已经向观众展示，它可以包容现实产生的各种无奈，包括自闭、赌博与偷窃，那么原先被悬置起来的卖春妇身世，也可以被包容。于是，戏剧的结尾，以女性身体演出的阿波舞，第一次出现在舞台。它不仅代表视觉意义的上场，同时也是哲学与社会学意义上，终于可以被直视、接纳的状态。在剧情的堆叠与说明下，此刻武一母亲的上场，得到了观众欢声雷动的鼓舞与喜爱。而她的身世并没有被抹灭，而是随著剧情推进，渐渐地观众理解，其实所有看似耻辱的，早就被阿波舞全然接纳了。而在座的自己，只是事后加入了这个行列而已。
欢迎傻瓜的舞蹈，呼唤著被权力推到边缘的人
这是《阿波之音》真正的创作意图。从二次大战后的历史背景出发，接受当初迫于现实所产生的无奈。编剧选择女性之不义处境，这种最艰巨的事件作为代表，扭转包括内向、偷窃在内，相同脉络中的所有过去。从以上情境出发，不难想像这出戏深刻挑战的社会价值与历史评价，在道德感至今极强的日本，所具备的历史正义意图。民谣中一起当傻瓜的呼吁，其实就是那呼吁社会「堕落」的声音。而阿波舞作为传统文化代表，并不象征原始、乡土与纯朴——事实上，「纯朴」正是本剧价值光谱所坚决反对的美化观念——而是「傻」所包装起来，人类处境的堕落、真实与包容。
戏剧的力量因此产生。阿波舞的社会意义，是在故事里经由戏谑、悲剧到升华等循序渐进的手段，召唤被社会主流价值所贱斥的边缘、低下与不入流者。以欢乐形象出现在舞台上，高喊欢迎傻瓜的舞蹈，实际上是在呼喊所有被权力推挤到边缘的人，来这里恢复自己的价值、与「人」的身分。遭受不平等待遇者，透过阿波舞展开的全新场域，因此能重返平等，且不必自我抹灭，能同时拥抱过去与现在的状态。战后日本以天皇为起点，选择性将难以受忍受的事物（如战败）美化、崇高化；又高举道德，来稳固自我价值，顺便贬低了现实中许多落入不得已处境者的状态。《阿波之音》融合批判的视野，与和谐的态度，重整了这样的社会秩序。而这出戏在能日本以外的地方引起观众振奋，也说明了相似情感结构与处境，并不仅限日本。将众人不断透过美好主流论述集结起来，并将不符合条件者往外推开、消灭，这样残酷的结构，是人类从历史至今，持续共同面对的问题。
注：相关论述请参考：《堕落论》，坂口安吾 著，郑晓兰 译。台北市：麦田。2014。
文字｜张敦智 剧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