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湾当代舞蹈创作里思考「自然」的人多为女性。这并非巧合，在许多文化研究者早就指出「人类中心论」和「父权主义」有著相同的结构逻辑：透过区分自我与她／牠／他／它者，进而合理化入侵、掠夺、占领和剥削的行动，比如我们常用「处女之地」形容未经开发的「野蛮」或是「自然」的空间，因此我们理所当然地免费取用甚至占为己有，很明显地，同样的逻辑也适用于殖民与被殖民者的关系。对台湾而言，自然也许从来就站在我们这边，我们同样神秘、黑暗、未知且饱受侵略。
廿世纪初期起源于西方的现代舞就在回归「自然」的风潮下诞生，现代舞的奠基者伊莎朵拉．邓肯（Isadora Duncan）这一代艺术家向往著古希腊，把它当成是人类、自然、神祇和国家之间平衡的理想。然而邓肯的舞蹈除了回归自然以外，更著重表达自由而高贵的美国情怀。如果我们从一个老掉牙的角度，看待全球化之下，剧场中的现代舞飘洋过海来到台湾，舞台上的「自然」与神秘而纷杂的亚洲文化相依偎，成为亚洲人共同的品牌符码。也许如今每当我们提起自然的时候，直觉反应是环保议题，实际上只是问题的冰山一角。从自然起始的现代舞也从来无法与政治思考分割，演变到如今的当代舞蹈，环保与政治更是难分难舍，如今在台湾思考自然更是不可能避免地想到社会。
奔向「现代」之际，仍在舞台上渴求「自然」
约莫十年前，台湾仍处于长期的内在分裂，舞台上经常展演著一种自然与社会密不可分的信仰，却在另一方面向世界宣称自己正在现代化的道路上急起直追。在此，请容我用相当简化的方式描述哲学家布鲁诺．拉图（Bruno Latour）的论点来诠释这样的分裂：现代化的一项最重要的精神，即是将世界隔绝为「自然」与「社会」两大体系，打个比方，当某一群人把罹患重病视作败德的征兆而非细菌或病毒感染所致，那么这一群人就会被视作「非现代的」，简而言之，就是野蛮。当现代化来到台湾，我们被迫置于「从野蛮发展到文明」预划的轨道，它预设了所有文化的历史都是欧洲历史叙事的变异，非西方文化被认定会遵循与欧洲所经历的现代化进程。因此，历史时间能够被用来衡量欧洲和其余社会发展的距离，这不仅仅关于时间次序，更涉及经济、阶级、种族等议题。
如果我们相信能清楚地将自然与社会区隔开来与否，影响著我们成为现代人的资格，偏偏当我们渴望在舞台上展现主体的时候，仍然需要一定程度地抱持那份无法分化的信仰与神秘，由此思索「自然」的概念，并非单纯地在科学、环境或是生态方面缘木求鱼，透过翻整自我和自然的关系，我们将更全面地体察台湾所面临的社会结构、后殖民处境、族群与性别，当然也包含环保议题，这些早已织罗成网的千丝万缕。事情到了廿世纪末有了新的发展，污染四起，气候变迁，拉图批评前述的现代精神已然失效，甚至它原本就是一个自欺欺人的说法，因为现代人刻意忽视「细菌或病毒感染致病」需要动员社会的事实，执意相信「自然科学事实能自己说话」。于是他呼吁我们重新认识社会和自然无比紧密的关系，正视居中穿针引线的「中介」（mediation），舞蹈恰巧具备了参与这项工作的基质，也就是身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