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 表演艺术杂志

几年前看过陈以轩在台北市立美术馆的个展《我出国了，然后我回来了》（2015），印象中他的摄影创作有股漫不经心的孤寂与失落感，就像当时他故意张挂照片的方式，如同一位路上的过客，似乎想要跟路过的人说说话，聊聊心事，却又不想故作姿态而因此显得百无聊赖的样子。

去年在凤甲美术馆的「2018台湾国际录像艺术展：离线浏览」中，陈以轩一件题为《Looking-at-Camera》（2018）的单频道录像艺术作品，他以「Looking-at-Camera」为关键字在网路上的影像素材库中，购买了许多使用手机、平板电脑、手提电脑及桌上型电脑等数位器材的白人模特儿直视镜头的广告画面。这些不断重复出现的唯美沙龙影像，虽梦幻地超乎寻常，却显十足苍白，可谓将直视摄影机本来所具有的激进意义给掏空殆尽。艺术家意在呈显此种当代景观社会影像的荒谬，及它的无所不在，无时不在。

 年轻艺术家的即兴肢体表演

《委托制作》是陈以轩的全新创作，既非摄影，也非单频道录像艺术，颠覆了我对他过去作品基调的初步认识。新作不仅是一件八频道的录像艺术作品，板块状的白色银幕以左右各一，及前后三块并排的半椭圆状分布于凤甲美术馆展厅里，突显浸润式的影像布局；更重要的，不同于前述摄影旧作的孤独感与单频道录像艺术作品的荒诞，《委托制作》搭配著好几首西洋古典乐曲与流行歌曲的动态影像洋溢著轻柔、舒缓且错落有致的节律，并以明快俐落的剪辑，包围著观众，试图让他与此起彼落的投影银幕一起呼吸、移动，甚至休憩。

确切地讲，这与新作所散发出来的生机盎然有关——意即，与作品将艺术家的艺术实践及其生存状态的题旨关系密切。八个银幕零零星星、前前后后地浮现起了几位全身穿著黑色衣裤，手上拎著照相机的艺术家，有男有女（他们可说都是目前崛起于艺术界的年轻一代创作者，我仅认得其中几位。在《委托制作》的片尾中所显示的廿几个名字，证实了他们当属正值创作起飞的摄影师、录像艺术创作者及电影工作者等）。这群年轻艺术家听著陈以轩下达的口令，他们从几位到几十位，持著摄影机，跟随著口令，身体在凤甲美术馆的空展厅内即时地朝著上下、高低、左右，前后摆动著、移动著，展开了一场分为四幕剧的集体即兴表演。

顾名思义，《委托制作》的旨趣，具有好几个层次。首先，陈以轩向上述几十位创作者发出通告，「聘雇」他们，并请他们带著摄影机来到美术馆，在数天的拍摄期间担纲新作中依照指令做出反应的演员，成为作品的重要构成元素。连同陈以轩在内，这几十位「被雇者」平常亦多靠接案维生。而从事各类影像拍摄的接案工作，是让他们可以继续创作的重要一环。有些时候，还怀有理想的创作者甚至认为接案内容可以转化为艺术实践，成为一己的作品。当然，某些创作者对此未置可否，甚至断然否决。所以，对陈以轩及响应他通告的这一群艺术家来讲，接案与创作之间的关系，有时无法共存，有时则可一鱼两吃：接案与创作，接案与不创作，不接案与创作，并非是一个简单的数学问题，甚至可以说是个待解困境。 

再者，借此接案与创作之间的巧妙提问，陈以轩发挥了他早已在《Looking-at-Camera》中所练就的一种后设回圈的表征。《委托制作》的题名，遂显得耐人寻味：究竟是谁委托了谁？又制作了什么？这一切属于接案还是更接近创作？当接获通告的艺术家们随著陈以轩的指令、边手持摄影机边舞动著肢体时，接案者与发案者，抑或，创作者与演出者之间的关系，是否可以清楚地被区隔开来？而发号施令的陈以轩，也许不过就是其中的一个角色？倘若将美术馆主动邀请艺术家创作新作与本策展人（叶佳蓉）等因素考虑在内的话，问题会更显复杂些。从美术馆、策展人、陈以轩到艺术家群体，谁才是真正的委托者与被委托者？值得突显的，他们之间的委托与被委托的关系，实际上未必只能以酬劳、预算或主雇等表象的物质层面及专业归属来加以认定，而可以涉及彼此之间的信任、交情、乃至责任等更属抽象的向度。

 另外，更进一步地说，《委托制作》后设回圈的难分难解，还在于制作团队与集体演出者（包括陈以轩自己），大剌剌地展示了不单是身为创作者们自身的照相机、安插委托者与被委托者的访问段落，还有在现场围绕他们身边的灯具、摄影机、收音设备及拍摄中的工作团队等。老实说，此种堪称现代性的密藏套层（mise en abîme）表征，时至今日已非什么了不起的新鲜事。教人眼睛一亮的，与其说是作品题名及拍摄进程全面的曝露，不妨说是奠基于四幕剧形制的叙事逻辑在此种公然呈现拍摄进程的形态上，从容不迫地表现出关于接案与创作，乃至委托者与接案者之间的辩证关系。 

无法预演彩排的人生表演

因此，四幕剧里最值得关注的，紧系在集体艺术家某种介于舞蹈与有氧运动的即兴肢体表现，及其如何展开相关辩证所体现出的形象意义。具体而言，按照陈以轩自己的说法，这种来自于他接案拍摄舞团与舞蹈教室的经验，不单让他连结至舞蹈与动态影像之间的渊远关系，更关键的，还分别借此构思出每一幕的具象行动：第一幕的排练事关接案与业主之间的关系；第二幕中艺术家人数愈显减少的群舞聚焦于摄影拍摄；第三幕的独舞涉及艺术创作；至于第四幕从絮乱趋向同一的群舞则回到接案的论题。在展览宣传的纸页上，陈以轩至少用了十八种说法来命名不同的即兴肢体表演，计有：「摄助合体技」、「田野调查」、「暖身」、「镜头按摩」、「基本功」、「摄助合体技二 盲眼蜈蚣」、「自由互拍」、「衔尾蛇」、「小画家」、「骇客任务」、「太极引导」、「大队接力 圣婴」、「枪战对决」、「母鸡抓小鸡」、「左手只是辅助」、「大队接力二 山芋」、「互相伤害」，及「丧尸卡位」。每一个名字代表的是舞谱的构成，也是对于论题的形象探索。

八个银幕上，除了几个形塑摄影师基本拍摄形象与专业动作的舞谱，其中让我印象深刻的几个段落，譬如从后方一位持摄影机的艺术家跟著并将手上的镜头对准著前方艺术家的后脑勺（「母鸡抓小鸡」）、后头一位艺术家用双手遮住前头艺术家的双眼只让他持摄影机前进（「摄助合体技二 盲眼蜈蚣」）、一位持著摄影机的艺术家在地板上匍匐前进而其他艺术家则围著他并推著他往前（「摄助合体技」），到艺术家们相继接著摄影机不让它落地的画面（「大队接力 圣婴」），搭配著多首乐曲与作品问题意识，展开关于个人与集体、独力与协力，及眼与心之间的对话。显然，超越《委托制作》的主雇关系，陈以轩感兴趣的，也是这部作品呼之欲出的潜台词：更多是关于他们这一代年轻艺术家如何在创作与接案、发想与生存之际，能够集体地联合起来，扶持、相挺，于总是无法臻于理想却逐步崩坏的大环境中，试图强力突围并前进。

这即是为何这一场集体的即兴表演是无法预演与彩排的，它彷如生命与创作，永远发展且变化著；至于发号施令的人与即将做出反应的人，则处于随时准备变换彼此的身分，甚至一人分饰多角的动态情境。

 

文字｜孙松荣 台南艺术大学动画艺术与影像美学研究所教授兼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