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奇巧剧团对创作的分类，包含胡撇仔、疯言等，是否有准确指涉？或有预设模式？我认为，更多的是剧团自黏的标签。于是，《鞍马天狗》到底是对胡撇仔的验明正身？创造新局？还是自圆其说？甚至，是向诠释者提供的论述路径——这是开放，抑或限制？
奇巧剧团《鞍马天狗》
2019/12/15 台北 台湾戏曲中心大表演厅
以一首童音唱和的儿歌为序曲，也是暗藏的谜脚；这出取材日本大佛次郎同名小说的《鞍马天狗》由此探问「天狗是什么？」与「天狗在哪里？」，指向故事发散以及叙事核心。然后，在上、下半场的情节对照与对话答辩间，编导刘建帼写下终场——此时，反抗军与鞍马天狗／宗房（李佩颖饰）抵挡不住新玄组，迷蒙黑暗中「似乎」看见神妖天狗（刘建华饰）从天而降；但，在剧情里已步步揭晓的谜团，让神妖天狗的存在被质疑──于是，失败与否、能否得救，只给了若有似无的答案，回应得似假还真。同时，看似完结的剧情旋即开启后段的歌舞秀，回应其表演形式与戏剧文学的结构。
两重解读的「失败」
《鞍马天狗》并不是个情节完备与精致的剧本。像是时空背景的设计凌乱，多采取相对「理所当然」的模糊地带，世界观建构并不完整，拼贴痕迹明显。同时，剧情发展单线，多半顺著人物出场；而人物设定上，除宗房有较复杂的背景描绘，其他人物多半缺乏动机。
乍看「失败」的设计，主要在上半场；而说书人／僧人（韦以丞饰）渐渐明朗的身分与作用、看似「失败」的悲剧结局，则分别出下半场的脉络，既细究上半场的未言，也翻转全剧。我认为，结局处理是《鞍马天狗》的绝妙之处。其触动观众的情感连结，从个人经验到集体记忆──关乎希望的渴求，与失败的恐惧。更重要的是，无需再苛求语境设定，意有所指著现当代处境（我隐隐连结香港现况），如刘建帼在节目册首页直言：「这出戏，献给每一个曾经面对无可撼动的困境曾经绝望，曾在悲伤中迷失的每一个人。」
无论积极或消极解释，「失败」将会自成意义。
自成文本的表演
与剧情共业拼贴结构的还有表演形式、语言、音乐与服装造型。以音乐来说，除感受到文本改编源头的浓浓日本味，由尺八、三味线等乐器表现，亦融合现代电子乐器与传统国乐、击乐。在通俗情节与华丽诠释下的隐忧，是「哗众取宠」。但，我宁可成为「众」的一员。
看似过于繁复、层叠的「加法式」形式美学，既负荷也消解《鞍马天狗》过于沉重的命题——不管是前述的「失败」，或是遥指「日治以降的台湾命运」，如剧中反抗军首领桂初阳（孙诗雯饰）所言「夺走了我们的剑，夺走了我们的姓名」。我们虽会被最后的忧伤垄罩，也会在过程里感受到「爽快」而忘却时间——这便是其表演文本所完成的。
这种激情，最相近的是偶像明星的演唱会，不管是丰富的曲目、肢体动作与演唱的配合，或是极为精致的视觉效果（源于舞台与服装设计）；甚至，观众所追寻的并非剧中角色，也不完全是表演精湛与否（因为瑕疵甚多），而是演员自身散发的魅力，与过往的人气累积——特别是加上最后一段、压根跳脱脉络的歌舞秀。同时，我更相信是《鞍马天狗》的预期操作。
可否装卸的标签？
我回避谈的，其实是创作者刻意设计与过往评论者最常触及的「胡撇仔戏」与「宝冢」。很明显，演出形式的混搭、拼贴质性，与情节发展的日系、通俗样貌，再加上最后约莫廿分钟，融合杀阵、歌舞、光影的歌舞秀，更是对宝冢的直接模仿——但我不认同这段最可以被讨论的表演，在于现场操作的不够精准，包含音乐与动作的不合拍等。
只是，回归奇巧剧团对创作的分类，包含胡撇仔、疯言等，是否有准确指涉？或有预设模式？我认为，更多的是剧团自黏的标签。于是，《鞍马天狗》到底是对胡撇仔的验明正身？创造新局？还是自圆其说？甚至，是向诠释者提供的论述路径——这是开放，抑或限制？
装设与拆卸标签的前后，是否影响我对《鞍马天狗》的理解？是我唯一的疑问。便如我们对开放式结局的描绘，到底是希望，还是幻灭，在戏剧与表演文本塑造与述说后，端看自身。
文字｜吴岳霖 剧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