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 表演艺术杂志

何谓非常上诉？根据现行刑事诉讼法第六编第441条规定，判决确定后，发见该案件之审判系违背法令者，最高法院检察署检察总长得向最高法院提起非常上诉。非常上诉乃极例外的程序，前提是审判时具违反法令情事，旨在纠正一般诉讼程序之判决错误，尽力避免对被告产生不利益，自此，可衍生出《非常上诉》剧作的核心命题：不法国家的概念及对戒严时期政体的重新审视。

《非常上诉》除了专业演员的演出，亦邀请杨碧川、陈钦生两位政治受难者共同出演，与其说是演出自身经历，不如说是以舞台剧的方式再现记忆，那段一提起就痛苦的历史，看似是一再揭开伤疤，其实政治留下来的裂口未曾结痂，即使轻微地拉扯也会汩汩流出鲜血，以表演艺术形式去唤起更多人的关注和反思，或许也是和解的其中一种途径。

从《非常上诉》的剧本结构来看，最核心的内容是一场非常上诉的法庭，案件事实系关于马来西亚侨生陈钦生于1971年遭调查局逮捕，在非人道的刑求下被特务人员罗织莫须有罪名，此后蒙冤入狱，遭受数十年的政治迫害。由于剧情奠基于法庭审理过程，不免有法律词汇过于晦涩的状况发生，但本剧除了在台词上以不同面相重复解释专业名词与概念，更充分利用投影媒材，以简报方式提点要旨，令观众易于进入法庭讨论，在思考过程中逐渐生成自身意见。除了法庭上言词的意见攻防，本剧搭配现场转播与录像介绍人物背景、纪录片用以陈述主角心境、精巧的声音设计塑造临场感，更有将过往记忆形象化的身体艺术，不同的表演形式被巧妙嵌合，掺入想像的艺术手法，因而突破法庭严谨的疆界，层层堆叠的结果不显杂乱，反而揪住观众的心不断前进，最后收束于温柔与理解。

就内容的丰富性而言，《非常上诉》在对话过程中不断抛出问题，既作为引导剧情的角色，亦刺激观众广泛思考，例如何谓真实？真实是否等同事实？抑或两者均受人的主观认定影响？与其说本剧意在得出结论，不如说是创造一个讨论的场域，并加入由国民评议员——即观众投票的制度，并非决定任何角色的罪刑或命运，而是回到本剧的命题，针对不法国家提出正反意见。最令我惊艳的部分是为特别出演的陈钦生与杨碧川，设计了代理人的角色，除了借由专业演员的协助推展剧情，亦提出了代理人是否可以真正为本人发声的诘问，最后由两位分别来自台湾与香港的演员，融入自身处境与历史记忆，提出自己的看法与解释，《非常上诉》的叙事不局限于中华民国自身历史，更连结当代社会视角，以台湾与香港的处境相互对比，在时间与空间、纵向与横向的面向完整形塑出台湾这片土地的样貌。

剧末，陈钦生在纪录片中缓缓说道：「在泰雅族语中，Balay是真相的意思，而在字首加上s的Sbalay则代表和解。」他更提到：「我本无罪，何来除罪？」在《非常上诉》中，他需要的并非除去罪名，而是看见真相，在真相的面前，创伤或许仍无法缝合，却可能逐渐迈向放下，获得和解的可能。保存历史的用意是为了世世代代的人类留下我们何以存在的证据，在台湾这片土地成长的我们，应该心存感激地认识这段过去，并且绝不再重蹈覆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