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再一次拒绝长大剧团」更名为大众已习惯的简称「再拒剧团」。团长黄思农笑称改名只是因为团名太长，并未正式对外宣告，但更名对团内其实是一种心情重组——2018年做完《春醒》，因为制作票房不如预期，再拒面临高额负债，靠著2019年大量接案与制作，虽然还清负债，却也感觉疲惫。内部讨论著是否要解散或是休息？后来决定乾脆把团名改一改，换一个新气象。制作人罗尹如亦是在这过量生产的一年加入再拒。
文化政策与劳动环境的恶性循环
2002年成团的再拒，正好经历了台湾文化体制转变的时期。90年代中期开始的机构与学院建置、各种补助机制建构，以及法规与场馆政策，皆迫使小剧场一同进入机制化建构，少部分剧团带著社会主义思考，重新「产业化」另途。
在此脉络下，再拒在2007年做完第一档大型制作《沉默的左手》后休团一年，确认剧团职业化发展的路线，并将参演者劳动权益纳入营运思考。尽管有补助的挹注，每档制作前皆评估制作规模、预留剧团的行政管理费，仍常入不敷出，只能尽量取得平衡。即使已知制作会赔钱，也不缩减人员工作费。为求反应成本，2013年起再拒自发调涨演出票价，然而因为演出形式使得观众人数受限，票价能回收的成本实也有限。
谈及现行补助机制与劳动权益，罗尹如表示当目前补助金额无法提高，在僧多粥少的竞合状况下，也让从业者习惯用低薪评估自己的工作价值，形成恶性循环；而补助金额无法提升，实也受限于文化单位所能取得的中央经费不足。就此黄思农指出当前文化政策上资源分配定位不明的问题：政府一方面希望扶植实验剧场与具公共意义的演出，另一方面又希望继续补助商业剧场以形成产业；主要补助单位仍是根据文化政策方向提供补助，并未区别各自补助对象，90年代「小剧场联盟」就提出的问题至今依然无解。
再拒剧团
2002年由台湾80后世代不同领域艺术家组成，探索全球化影响下该世代的性别、阶级处境与生存意识，并以剧场、音乐演出、展览、独立剧展策画等各种创作型态推出制作，代表作众多。近期出版《再拒十八：衔尾而生》一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