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 表演艺术杂志

过去3年多，不论是全球化、国际COVID-19疫情，乃至世界各地的经济困境和世代人才更替，表演艺术的生态环境及产制市场出现不少结构变动，面对整体环境从内到外的变迁，制作人如何持续发挥个人十八般武艺，与艺术家并肩开拓属于未来的工作关系呢？

这次的「亚洲连结：制作人工作坊」也邀请到独立表演艺术制作人与构作余岱融、聚思制造端总监高翊恺、台北市立美术馆策展人萧淑文，就个人与艺术家工作经验进行个案分享。

责任与能力：跳出制作人职能功能的单一思考

一开始，余岱融回顾ACPC第一届曾对制作人角色和功能所下的定义：从文化领袖、策展人、构作等普遍的职能角色形容，到导师、守护者、「最后离开的人」等软性侧面描述都可以是制作人的形容词。

他主要以个人过去与台湾马戏团队「FOCA福尔摩沙马戏团」的工作经验，提出制作人一角跳出职位功能的单一思考，「有这么多职位、角色可以来形容制作人，似乎也背负很多责任。但我认为相对于『责任』，制作人的关键能力是一种『Response-ability』（回应的能力）。」一个制作人在进入工作时，会先需要花时间去认识自身、合作艺术家或团队，乃至整个生态环境的动态，进而协助分析、辨认当中潜在优势、限制等，再透过与艺术家或团队日复一日的对话、相处，策略开拓出可能方向，最后透过制作人的统筹能力和创意整合资源、引导艺术家与团队转化出新的行动，发展出新的内容及创意路径，甚至提出之于整个艺术生态突破性的观点与挑战，创造新的趋势。

这3个步骤往往是以「年」为单位计算的工作与对话过程。当制作人加入到团队的时间有足够长度，才有望能不断从过程反问、破立和定位团队的美学、能力、处境和观念，甚或把制作人个人与团队不全然相同的背景、价值、行业及国际视野搅碎混合到团队的艺术行动当中，共同挑战对内的创意能力、连结对外的社会角色公共讨论，以艺术参与社会，也让社会有途径进入艺术。

流动性与平等：反转制作与创作的主从关系

呼应余岱融的独立制作人经验，聚思制造端总监高翊恺也分享个人作为组织创意领袖及独立制作人，如何以艺文团队的民间组织定位，带领一群艺术工作者（Art Practitioners）或创意制作人（Creative Producers）思考——在此高翊恺刻意不用中文统称的「艺术行政」作为角色称呼——和随时观察更宏观的表演艺术生态，并特别就独立艺术家面对的种种困惑、知能与发展限制及需求，以制作和行政的视角同行。

如果说场馆或公部门单位的艺术工作者是系统下的正规军，民间艺术工作者作为表演艺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则担当著系统以外的游击队与前锋角色。民间艺术工作者如何以灵活和前锋的身姿，发挥专业创意，从独立工作中观察、行动及开发出各种更拥有弹性的本地与国际平台计划，并整合软硬资源及合作关系，去填补大环境下、公部门单位所难以著力之处，对于独立艺术家不同发展阶段的需求进行补位。

高翊恺也提到，面对当今环境的流动性，「艺术工作者」和「艺术家」之间的责任功能不能只是单向服务支持。作为产制方的艺术工作者，如何从跟艺术家工作过程换位思考，同时以其专业性洞悉大环境的固有关系和责任，也是个重要且有机的练习过程。过程中双方需要以平等开放的方式，不断反思彼此的责任和角色分配，互相交换经验和视野，才有望逐步翻转传统的艺术家和艺术工作者的主从关系，携手推动生态，演化出更灵动的分工和合作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