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事件的纪实改编，一直是戏剧的重要取材。
若要追溯，无论东西戏剧都可见数千年以上的案例，只是较难辨认事件本身的真实性与来源、剧作家的取用管道与意图等，因此无法准确梳理脉络。其中，事件本身的杜撰、口传过程的失准等都难以辨认「真实」与「虚构」的界线。直至报刊杂志兴起后，才有彼此参照的可能。以台湾为例，在大正15年（1926年）台南运河完工后，发生不少男女因感情问题投河自杀的事件，被记录于《台南新报》和《台湾日日新报》中；后续在1930年代，便已有歌仔戏以此为题进行改编，以口白为主，穿时装，再加上当时的流行歌曲，近似电视8点档。当时一定要唱的曲子是〈运河悲情曲〉、〈运河哭〉，后来也成为歌仔戏中的流行曲调。二战之后，亦有电影出现。这类创作陆续出现于歌仔戏「时事剧」，在1930年代内台商业剧场兴盛时期同步兴盛，时事新闻往往在发生当天就被演出。
取材社会事件，多半带有噱头成分，能与观众产生有效的共鸣，于是故事内容也重在「奇情」、「怪诞」，甚至多半带有腥膻色成分。
1979年，台湾电视史出现了第一部警匪电视剧《天眼》，以单元剧方式呈现。虽无法完全确认其中改编自真实案例的比例，但在每集故事剧末作结时，都会安排评论人金培凯讲出固定台词「老天有眼，可以明察秋毫」，明显有劝诫观众不可作恶的意图。并在中期后，《天眼》会于各集播出后增设单元〈天眼追踪〉，公布重大刑案的通缉犯照片与资料，呼吁民众提供破案线索。因此，背后的企图愈见明确，且连动真实与虚构间的呼应关系，而以「劝世」与「警世」为目的。
其他如《台湾灵异事件》、《蓝色蜘蛛网》、《玫瑰瞳铃眼》、《台湾奇案》等单元剧都在1990年代红极一时，其中担任单元剧主持人、或引言人的盛竹如、郭美珠等生产出不少金句，其功能多半延续了《天眼》中的金培凯角色，同时也略带传统「念歌」的特色（后来的电影《血观音》直接邀请杨秀卿表演念歌，更突显与借用其劝世功能）。
这类单元剧除犯罪者本身的作案过程外，其实更强调了警方的办案过程，素材多来自于当时台湾的重大案件。其流行在于能召唤民众的恐慌情绪，以及满足好奇心，因此在案件选择上也会倾向相对曲折离奇的发展，或是透过改编加重这部分的比例。作为类型剧的其中一种，犯罪纪实改编戏剧在后续发展过程中，开始产生一定程度的刻板结构，甚至过度简化犯罪的成因。因此，一直以来都被批评有「引导犯罪」的可能，在原本意图的警示作用下，反而构成一定程度的反效果。
YouTuber志祺七七曾在《越狗血我越爱！像《玫瑰瞳铃眼》这种「真实犯罪节目」是怎么出现的？《追剧七七》EP023｜志祺七七》影片中，简单整理出不同时期对于犯罪纪实戏剧的发展，特别提到在2010年之后，民众接受讯息的方式不再只有电视，包含YouTube、社交与影音网站等陆续兴起，单向接受讯息的方式也随之改变，留言功能、互动环节等都让作品内容与观众观看产生流动。同时，他也提到女性制作的加入，让很多相关节目把角度转往受害者的感受，让他们不再是个标签。
也就是说，警世作用不再是犯罪纪实改编的唯一宗旨，更不再是用来捕捉观众猎奇心态的诱饵，这类戏剧改编开始著重于犯罪的成因与心态、受害者的背景与心境，更从单一人物指向更大的社会结构。《我们与恶的距离》（2019）、《我愿意》（2022）、《台湾犯罪故事》（2023）等戏剧作品都在这个时期诞生，也引发后续更深层的讨论。
同样地，在现代剧场里，犯罪事件的取材常被包裹在不同作品中，像是阮剧团《十殿》将较早的「台湾五大奇案」作为元素来发展故事。近期相对与真实事件靠近的是2023年国家两厅院秋天艺术节首演的《罪．爱》，编剧詹杰爬梳日月神功事件，借此表达生命背后的复杂性，而非纯粹抨击犯罪者。而詹杰今（2025）年也将以发生于1985年屏东的「陈高连叶毒杀儿童案」为素材，改编为《甜眼泪》，以及未来将发展成影集作品《她杀之罪》的其中一季，更著重于「女性犯罪者」这个面向。
犯罪纪实也被用戏剧以外的形式表现。文学作品当然始终是重要媒介，但近年更多报导文学、非虚构写作的出现，其实打开了更宽广的书写与阅读视野，同时也重新界定虚实界线。此外，Podcast作为一种新媒体，也不乏以犯罪事件为主要内容的频道，如《我在案发现场》、《阿善师鉴识实录》等，其中参与事件讨论者有受害者家属、参与办案的警官与法医、犯罪研究专家等，真实人物的现身不在于猎奇，更触动在事件边缘观看者无法触及的心声与处境。
整体来说，我们并无法否认「警世」终究在犯罪纪实改编戏剧背后隐隐发酵，也就是透过这些改编、或讲述而有抑制犯罪的可能，但警世的方式与角度却随时代开始有明显转变——创作者不再用惊吓、恐吓等方式来表达犯罪事件，也不再是将事件与人物塑造成正邪对立的刻板面貌，而是深究每个事件背后更复杂的因素，让作品本身面对的不再是单一事件的不再发生，更期许的是社会结构的探究，让这类事件与人（无论是被害者、犯罪者，甚至是办理这类事件的员警等）有被理解的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