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梦想总是反转再反转。2020年2月中，余宛伦在横滨完成与编舞家梅田宏明的合作后，随即飞往比利时，准备迎接舞团所安排的4周排练期，却没想到直接碰上COVID-19疫情在欧洲爆发。好不容易排练完成、开始巡演后，疫情仍缠绕著欧洲大陆，疫苗护照、演出取消、隔离，都已是疫情常态，有次舞团搭了8小时的火车抵达瑞士，却接到政府通知当晚6点后的艺术活动全部取消，无奈之余也只能原路折返。这些不确定性都让照顾身心成为迫切的功课，尤其当身体总是「要起来又停下来」，势必消耗且难熬。2022年，疫情的威胁逐渐远去，巡演行程终于顺畅起来，却也在此刻，宛伦受伤了：《密室三部曲》巡演到了义大利的老式剧院，在第三部曲《隐藏的地板》（The Hidden Floor）时，旧式倾斜舞台上有著大量的水，在一个跳跃中，她滑倒了，左膝后十字韧带直接撕裂。
受伤对舞者来说，是莫大的恐惧，「我跨年就在家打坐，寻求心灵平静」。靠著持续复健与物理治疗恢复了不少，却在今年5月底，右膝后十字韧带也跟著撕裂。余宛伦描述，《密室三部曲》是个表演张力高、「很疯」的作品，舞者常需要瞬间转换表演状态，若有人受伤，也需剧组内舞者们相互顶替，这对舞者的身体而言，都是巨大的负荷。此外，舞作的舞台机关众多，难免有放送事故，例如灯坏掉、门把掉落、头被机关门撞到……瞬间的随机应变已成演出日常，「心脏真的要很强」。当自己与同事们相继受伤，宛伦却也发现，彼此对于工作与个人安全的界线抱持迥异态度，这让她不禁反思，在台湾舞蹈教育里养成的「要跳到最后一口气」是否必要，于是她近年开始关心如何修复身心，是不是有不同的方式认识与对待身体。
身体承受的冲击与修复是件事，政治与身分认同是另一件事。去赛尔维亚巡演时，舞团的巡演经理误以为余宛伦护照上的「Republic of China」是中国，便未申请相关签证，导致她在海关被拦下，只能在机场等著舞团行政紧急处理，「连上厕所，警察都要跟我去，好像我是个犯人」。隔天清早签证送达，危机解除，然而演出前某位年轻同事的无心询问，言谈间透露对台湾国际处境的无知与不关心，瞬间刺痛余宛伦：「我当下非常生气、难过，第一次认识到，哇！身为台湾人好困难。」签证事件冲击著她，舞者的政治冷漠也冲击著她，有时她甚至会面临十分冒犯的玩笑话：「中国到底要打你们了没？我们现在去台湾安全吗？」
「也许很多人认为艺术与政治无关，但这件事对我来说很重要。」余宛伦强调，一个舞者到欧洲，并不只意味著地理上的移动，而是「更意识到自己是台湾人」。当然，虽然挑战频繁，余宛伦仍肯认这4年在舞团是满足且快乐的，现在的确是「做小时候梦想的职业」，自己很幸运能在这些经验里学习与累积，不过现阶段的她更倾向练习在梦幻的光环与云雾里，看到自己的位置，找到自己的方向，并学著安放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