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 表演艺术杂志

18岁的郑智源写过一篇小说〈我和我的疯狂史错身而过〉。王德威在《台湾：从文学看历史》里，将郑智源放在叶石涛、杨逵，特别是王诗琅等人的无政府主义组织「台湾黑色青年联盟」的脉络里阅读。这些作家大都在未成年时，就把写作当成推翻政府的文学行动，而且这种行动，和解严以降所谓「党外运动」完全不同——它是「无党所忠」的，对于执政权力全无兴趣，追求的是每个人的自由解放。王德威称之为「青春安那其」。

怎知，革命青春到了今天，一下子成为可征用的政治资源。那些占领运动中的明星学生，纷纷担任起党团发言人、市议员、不分区立委、谈话节目名嘴。青春并没有一去不回来，是安那其凋谢了。王德威说得更绝，那叫做「走过安那其，看见法西斯」。

《已读》中的4位大学生就处在这种不再需要反抗，又难以接受规训的尴尬里。为什么要反抗？学校老师是那么乐于和同学沟通，爸妈是那么爱无论LGBTIQ+都好的你。离开校门和家门，还有文化中心这个大家庭欢迎你来当志工，帮助市民增加素养，帮助建商增加销量。这里就算不是天堂，我们也已经不可能更幸福了。所以，4位大学生表现得那么有礼貌，有礼到一旦感觉有什么不对，那一定是自己的不对。

所以他们「对不起」说得很著急，声音里充满恐惧。

恍然间，他们，包括我们，距离上个世纪反战、反资、反威权的学运世代，是多么遥远。当时的文青，就是一边搞没人看得懂的实验电影和小剧场，一边在校园和街道上搞破坏。无论是在诗歌还是在行动中，暴力的破坏，无论破坏的是法律还是语法规则，都是为了表达那股深爱著世界的温柔。现在反过来了，这个世界对年轻人无比温柔，到处是机会成为网红、驻馆艺术家、政策代言人。青春成为政府。青春政府总比老人政治好，可是这样的话，那股在破坏中创造的暴力，该怎么办呢？那股必须在死亡冲动当中冲刺的恨与爱，要拿谁来恨与爱呢？

导演和4位演员的胆识，就过人在这里，因为这是一个不再有人敢问的问题。暴力应该接受辅导、治疗、管理，就是不可以被问。于是，一股暴力的暗流在舞台上静静地爬行，却造成多处伤亡，引发许多黑特。我们看到，这股青春的暴力，在今天有两个流向。

其一，是流向群众暴力，不只是和大家一起抗议，也和大家一起赞成，满腔愤怒变成对于快乐的过度用力，就连快乐都带有压迫感。重点是，在这个「大家」形成之前，自己是无所谓赞成或反对的。第二个暴力的流向，是流向自己。当外界再也找不到需要推翻或打倒的对象，而任何崇高的理想事业都被证明不值得，这股无处发泄的暴力就会反噬自身，自己攻击自己。戏一开头，女大生因为害怕找不到工作，就交代遗言似地请求观众转告家人，她爱他们。还有，如果她离开的话，请为她播放伍佰的〈时光雨〉。这世界对她何其温柔，连自己的告别式都不好意思麻烦人家。

很难看出郑智源的天才，因为他不追求明星阵容、大舞台、笑点、爆点等等需要技巧化调度的东西，虽然18岁的他早已证明了他可以。舞台上，最残酷的青春物语，看起来也像是冷笑话一般，他一边说，一边挂著一抹神秘兮兮的微笑。你搞不懂哪里好笑，却因此记得了。你已读，却不用回，这世界已经有太多匆忙的「已回」，太多为了留言而停止的阅读。

为了无尽的阅读，他把暴力处理得像笑话一样冷，把悲伤编排得像副歌那么轻。为了那些还想逃跑的人们，可以在路上哼唱。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曾说，诗歌是最轻便的武器，让人光是唱起一段歌谣，或只是吹个口哨，就足以在革命最黑暗的夜里保持勇敢，在最困惑的时刻找回清醒。诗歌是以断续的瞬间形成的永恒。谁知道呢？散场后，观众的讨论和黑特，都是某种反复吟唱的变形，也许有人哼著唱著就会想起来，青春曾经是安那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