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中西方，回溯表演艺术发展历史，多能与宗教祭仪、民间信仰或是官方娱乐有关，而后来演变至与民众的生活息息相关，其所产生的商业需求，小从个人的消遣，大至生、老、病、死，几乎都与它有连结。而「缺少了观众就不能成为完整的演出」的特性，也让表演艺术紧贴著社会脉动，关注民意潮流与趋向，甚至能为社会带来颠覆性的改变。故自古早时代表演艺术也担起教育之责，从教忠教孝到政策宣导，也透过民间戏曲、歌谣等方式，传唱大街小巷，在潜移默化中带来整体性的改变。但经岁月流转，时至当代，现今台湾的表演艺术，对于这方水土的人们而言，又是个什么样的存在？「需要」又是如何产生？
台湾表演艺术体质
台湾的剧场环境，并不是以票房与私人赞助达成自立更生的生态，大多数的表演艺术团体，仍需要依靠公部门的奖补助资源维生。现行官方的表演艺术经营概念，同步取材欧洲与美国体系部分特色，融合而成：效法欧系设立国家剧院、赞助艺文团体，但于此同时却未有培养与剧院共生的国家剧团或舞团；场馆艺术行政配置也不走邀请创作者担任艺术总监的模式，能够在一定期间内焦点投资特定艺术家与团队，以其美学领军，进驻场馆共同推出作品。台湾场馆首长的人选考量上多以行政经营层面为出发，仿效美国剧院自营方式，期待市场与喜爱艺术的民间资金投入。而若艺术家有机会获邀担任公部门辖下场馆重要职位，在上任前甚至需要向公单位保证，自己的团队不会因此获利或自肥，许多条款也依防弊原则而生。我们能观察到，目前台湾表演艺术领域在思考艺术场馆的公众性时，尽量保持多样性与公平，优先于美学与艺术价值的深化。
在台湾商业剧场仍尚未成为主流的现在，当一个创作者或表演团体希望能被大众看见，不免需要寻找公部门与私人企业的奖补助资源协助，现行台湾大环境里针对表演艺术的奖补助，以公部门与其底下场馆的计划案为大宗，每年皆是各大表团的兵家必争之地。虽然也有立志不依靠补助扶持的表演团体，但在大部分场馆或多或少受到公单位资源挹注的状况下，只要进入大型剧院、文化中心或地方馆所，使用到公部门资源的情况仍是难以避免。
创作者选择以艺术作为与世界沟通的桥梁，大多是有外于主流旋律的意念希望透过创作传达，而在必须将奖补助与场馆偏好列为创作考量的大环境下，艺术家享有的创作自由够充分吗？而反向提问，担任资源提供与分配者的公部门，又期待著表演艺术团体与从业者，在现代的社会里，扮演什么样的角色？生存，或是要转行，这是许多表演艺术创作者面对环境的大哉问。
公部门资源分配下的生态
目前官方奖补助主要来源为文化部，从表演艺术联盟2024年8月份整理公布的「民国102年至112年文化部表演艺术相关计划预算统计图」（附图）中，可以明显观察到表演艺术总预算在这10年来大幅提升，但在第一线表演艺术行政人员大多对此无感，这样的情况与预算分配方式密切相关。
表演艺术联盟将文化部与其辖下机构的补助计划分做3大类讨论：第1类为协助已有规模与稳定输出作品的表演团体基本营运、场馆的业务维持，以及保存传统艺术所需要的「固本保底」类补助；第2类是带有引导公共性施政计划目标、可提供跨艺文类别申请的「生态调整」类，像是近年热门的推动多元语言计划，或针对特定主题规划的创作补助案，都在此范畴；第3类则为关注市场开发、科技应用与文创等计划的「策略投资」类。以此分类区隔，10年中的预算分配里，对于表演艺术团体最有帮助的「固本保底」类涨幅并不大，加上疫情后通膨状况，使得许多团体不得不往其他计划案开源；而预算增幅最多的「生态调整」类，也正影响著艺术家们取材与创作的思考。
许多创作者与表演团体为了获得创作资源，努力在自我创作脉络之外，为了补助案而碰触新的题材，正向来说虽然有机会迸发新的火花，但对于其本身想讨论的议题往往无法深化。而对于计划案的指定题目作答，目前达成的成果也不尽令人满意。例如有些团体耗费大量心力投入科技跨域领域，启动后才发现所需的人力与费用远高乎预期，不得不为了执行计划而耽搁了团体该有的创作量能，这样的生态是否有助于表演艺术的发展？或是让表演成为了另一种技术产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