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托邦」一词乃是翻译，并非中文原创。16世纪英国作家、大法官汤玛斯．摩尔（Sir Thomas More）凭空想像了一个制度完备、运作良善的海外孤岛，并以希腊文「没有」（ οὐ ）和「地方」（τόπος）造Utopia新词，作为书名。中文取其音，译为「乌托邦」，实在是神来之笔。
摩尔是都铎王朝亨利八世的朝臣。君王如虎，心思难测，亨利八世最后以叛国罪论处摩尔，将之斩首。行刑前，摩尔只能请刽子手为他调整胡须的位置，以免胡须被利斧所损。摩尔精巧的脑袋有办法构思出乌托邦，却保不住自己的性命，只能救自己的胡须，实在讽刺。
逃避作为人性需求：文字、艺术与幻想国度
身处混浊乱世，或是现实状况不如己意，人总是会生出逃避的念头，毕竟，「逃跑」是人的求生本能；遇到危险，肾上腺素分泌，心跳加快，血管收缩，升高血糖，就是让人更有能力逃离危险，保全性命。文明愈加发展，动物性逃跑的机会降低，逃避的机制也愈来愈细致迂回，艺术、饮食、药物都可以是逃避的方式，以文字想像一个虚构国度，投射理想、表达不满、寻求慰藉，这种例子在各个时代、各个文化，例子俯拾皆是，摩尔的《乌托邦》是如此，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也是如此。
音乐移情转境的力量，甚至胜过文字。文字还需读者进入其中，才能忘却现实；音乐将人周身环绕，转瞬就能将人抽离。即使乐声结束，有时还是余音绕梁（其实是盘据心头）。音乐是时间的艺术，也是幻术。在乐声所占据的时间区间，制造了一个不同于日常生活的环境。
除了音乐之外，凡是跟时间相关的事物——如旅行、节庆——也都可以在固定、少有变化的日常生活中制造一些「非凡的例外时刻」，甚至与时间无关的事物如药物、饮食，也可以制造扰动，成为日常生活中让人记住、回味的亮点。否则，当我们回想时，只见单调的景象，我们想不起昨天、前天、上周、上个月早餐喝的咖啡有什么不同，展望未来，我们也可以预期，我们将会忘记明天、后天的晚餐吃了什么。
曾经，人可以避居人迹罕至之处，或是渡海来到荒岛，完全摆脱外在的束缚，「帝力与我何有哉？」但是随著城市扩张、生产的旺盛、消费的魅力、网路的便捷，人被更深地镶嵌到社会、体制与日常生活中，无法挣脱。劳工受制于工作，受不了了，便起身争取休假的权益。然而，休闲又被消费所填满。为了赚更多的钱来进行消费，人自愿被工作所捆绑。到了今天，手机已经成为不可须臾离身的物品，任何一点零碎的时间，也有可能被手机填满消磨——而且是自愿的。
节庆的例外时刻：白沙屯进香的社会魔法
节庆作为日常生活的例外状况，也是锁链的松绑。一些原本不被允许、甚至禁忌的行为，在节庆进行期间成为可能。一些格外友善的举动，在节庆期间，也成为理所当然。在白沙屯拱天宫天上圣母北港进香途中，信众准备各种饮料、食物，面带微笑，热情分送给香客，许多沿途民宅也都提供洗手间。这在平常是不会见到的。
这都是节庆的魅力，人因为知道节庆有结束的时刻，所以可以更安心地开放、共享，创造出魔幻般的时刻。等到节庆结束，马车变回南瓜，金光闪闪的事物失去光泽，又回复原本灰暗单调的日常生活。
节庆为日常生活按下「暂停」键，原本也应该把商业排除在外。但节庆一旦被日常生活收编，成为「寻常的不寻常」，商业机制也就渗入其中。各种节日原本有其宗教、民俗的渊源，只要有潜在的商机，也就会成为牟利的机会。有些举办成节庆的活动，本身就是商业在驱动，例如胡士托音乐节（Woodstock Music & Art Fair）。
胡士托音乐节：意外成为乌托邦的历史瞬间
举办于1969年8月中旬的胡士托音乐节，无疑已经成为20世纪具有传奇色彩的文化符码。彼时美国刚从越战的泥淖脱身不久，反战气氛仍浓，造就了这场「爱与和平」的盛宴，连续4天，32组表演者轮番登台。
从很多方面来看，胡士托音乐节都欠缺成为传奇的条件。几个从办音乐节尝过甜头的人，想要办一个预计吸引5万人的音乐节赚点钱。他们最后找到纽约市西北方约150公里的贝瑟尔村，这里虽然有一些知名摇滚艺人迁居于此，包括巴布．狄伦（Bob Dylan）、吉米．罕醉克斯（Jimi Hendrix）、乐队乐团、珍妮丝．贾普林（Janis Joplin）、范．莫里森（Van Morrison），但是并非观光胜地，以纽约黑帮弃尸之地而闻名。此外，民风纯朴保守，对于有这么多嬉皮来这里办音乐节怀有疑惧，所以音乐节的场地一波三折，邀约演出者的过程也是状况百出。更要命的是，音乐节最后吸引了超过40万人前来，车潮回堵到高速公路，远远超过主办单位预估以及各项设施的负荷。主办单位根本无法查核门票，乾脆撤掉篱笆，把收费音乐节变成免费活动。天公也不作美，8月15日开幕当天是星期五，音乐节从傍晚5点开始，而雨则是下了一整天，而且还持续整个周末。原本的草地不堪踩踏，一片泥泞，现场的食物也严重不足。
神奇的是，所有的负面因素都没有引爆冲突，反而成为胡士托传奇的一部分，数十万人在恶劣的环境下，音乐引发了人性高贵之处，爱你的邻居，面对匮乏也相互体谅。音乐节带来当地的不便，让市镇当局立法禁止大型活动举办，居民也不欢迎日后慕名而来的游客，使得胡士托音乐节只举办了一次，避开了节庆会的特殊性因重复而消磨。
火人祭：现代乌托邦的实验与矛盾
节庆因为是日常生活的违抗，很容易招致反对。胡士托音乐节只办一次，就说明了这一点。如果节庆要持续举办，必须要强化论述与价值，但也需要有更多的弹性与妥协，也必须更有商业价值来争取支持。但如此一来，又会减损节庆冲击日常生活的力道，变得庸俗，一成不变。复刻胡士托音乐节的尝试以灾难收场，原因也在此。
始于1986年的火人祭（ Burning Man），原本是在夏至时分，在旧金山沙滩竖起木偶焚烧的活动，这让人想到非基督教的仪式。后来被警方制止，就移到内华达州的黑石沙漠，由非营利组织举行，并且标举一些原则，如包容、无私餽赠、去商品化、展现自我、社区精神、公民责任、环保，这些精神很容易引起现代人的共鸣，火人祭年年举办，一年比一年「火」。火人祭是名符其实的「乌托邦」。既然不见容于城市，那就到无人沙漠，在祭典期间搭建出一座临时城市——如同演出一般。而火人祭也有浓厚的艺术气息，因为展现自我、沟通、包容都可以透过艺术创作来表现，火人祭的核心——等待燃烧的人偶——本身就是造型艺术的主题。
然而，火人祭每年举办，问题就随之而来。关注度既是商机，就会吸引企业来沾光，如何维持「去商品化」，就需要不断角力。知名度增加，参加者众，门票价格也暴涨，从早期的50美元，到今年则是550到3,000元。金额虽然让人咋舌，但是对于富豪来说，根本毫无感觉。包括马斯克、贝佐斯、祖克柏也慕名前来。在远离尘嚣的沙漠，富豪可以打造奢华舒适的起居享受，预算没有上限，能限制的只有想像力。这也符合「节庆是日常生活的例外」，但如此一来也就会抵触火人祭环保、共享的精神。
火人祭的魅力在于桀骜不驯，但吊诡的是，它愈是难收编，价值就愈高。资本主义的侵蚀如潮汐一般，是没有一刻停歇的，总是在寻找可介入的空隙，盘算打交道的方式。既然不能商品化，那就挹注主办的基金会，基金会可以把这笔钱拿去赞助艺术家。艺术家要生活，总需要钱。火人祭每年举办，总不能老是拒人于千里之外。
火人祭看似避世，其实也很入世。当「避世」成了卖点的时候，就有人把它变成商品，在平淡无味的日常生活中撒一点胡椒粉、辣椒酱，让它变成比较可口。因为，大部分人并不需要避世，只是需要一点避世的感觉、错觉、幻觉而已。不是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