锐舞对台湾人从不陌生，人们可以从有机派对、地球革命与奇迹等知名活动直接体验。另外，就像前文提到的，许多参与现代大型电音舞祭（如ULTRA）的舞客也常认为自己是去锐舞。
以笔者来说，锐舞初体验还鲜活得仿佛在昨天。那是1990年代末的某个夏夜，某个不知名的山头上。主办单位用卡车把音响搬运上山，入口仅能靠看似随意丢置在山路边的萤光棒隐约辨识，仿佛跟随面包屑寻找回家的路。
骑机车直上半山腰，穿过浓密的竹林，就能看见百来人随著轰隆的节奏起舞。
那是个很魔幻的舞池，充满黑光灯与萤光挂布，就像存在于异次元。DJ默默播放著谁都没听过的歌，人们的舞姿很随性，就是那句「Dance like nobody's watching」的最佳体现。
太阳升起派对结束，意犹未尽的舞客自发捡拾起地上的垃圾，让人不禁微笑感叹真是PLURs啊（编按：PLUR是锐舞的精神主张，以下几个字的首字组成：Peace和平、Love爱、Unity团结和Respect尊重）。最终离开时，现场仿佛没发生过任何派对，只剩脚印依稀见证一夜疯狂。
锐舞在台湾兴起
台湾是如何成为全球锐舞圈的一员？台湾青年又如何面对锐舞与体制不可避免的冲撞，如何在台湾实践锐舞的避世主张呢？这些故事可以上溯至90年代。
从1980年代末期开始，锐舞挟欧洲各国强大的流行文化力量，由欧洲向全球发声。到了90年代以后，出现「世界三大锐舞圣地」一说——西班牙的伊比萨岛（Ibiza）、泰国的帕岸岛（Koh Phangan）以及印度的果阿（Goa）。
诚然，去一个海岛渡假玩趴与严格定义的「Rave」有些不同。但它依旧为许多观光客打开一扇窗，接触锐舞最迷人的解放面相，让前往派对的青年们有机会联想到「也许我可以过不一样的生活」。
记录上台湾最早的锐舞派对出现在1995年，于二重疏洪道举办。主办人DJ @llen便是在帕岸岛首次接触锐舞，而后成为台湾最早的锐舞派对与文化推广者。他勤开派对也勤于笔耕，两者都启发许多人。于是在刚刚解严的台湾，「在户外办派对放电音」便变成一项新奇刺激的娱乐，甚至吸引不少异议青年参与。
但即使报纸经常谈论，甚至当年陈水扁任北市长时都办了「超级市民，锐舞狂欢」（当然这与锐舞一点关系都没有），对一般人来说锐舞依旧充满神秘色彩。一直到了1999年，锐舞派对才真正在台湾爆发性地普及，后人称为「千禧锐舞潮」。
2000年后，锐舞派对迅速遍地开花。主办人们尝试在各种新奇的地方举办，北至基隆和平岛，南到垦丁的春天呐喊。派对规模常破千人，2004年的Moonlight Party的总参与人数甚至达到6万人。
政府打压使锐舞在台湾式微
台湾千禧锐舞潮晚了欧美10年，锐舞客面对的打压并不亚于其他国家。由于地狭人稠，从锐舞落脚台湾起，噪音问题就与锐舞如影随形。
但相对于噪音，药物问题恐怕才是全面引爆社会焦虑乃至恐惧的关键。当年狗仔潜入派对摄影，抹黑式报导锐舞派对用药性滥交的新闻轰动一时，也让锐舞成为政府必须重视的治安事件。
在千禧锐舞潮颠峰（2000-2002）时，台北县市的山头与海边一年四季皆遍布著不少自助甚至大型锐舞派对。但在地方政府强力扫荡下，锐舞派对逐渐退出台北县市，转向更有机会与地方政府协商举办的桃园等其他县市。这当然大幅提高举办与参加难度，使得锐舞场数一落千丈。
相对于欧美以立法打压锐舞，千禧年的台湾锐舞遭遇的是更人治式的禁绝——「反正你们不要在这里办就对了」。再加上当年警察执法较无人权顾虑，不当搜索、拘留甚至大规模带回时有所闻，这些都让台湾的锐舞客无法与之抗衡。
锐舞的退潮在台湾同样伴随著商业化发展。在2004年前台北、新北与桃园曾一度出现大量新兴舞厅（它们被称为摇头店，这是另一个故事了），承接锐舞场景培养的客群。但当年这些电音舞厅同样被警方重点打击，最终难以形成像欧美一样灿烂的电音舞曲舞厅文化。
回顾历史追究原因，除了药物问题引发大众关心导致这些舞厅无法长久经营，一方面也是因为当年在台湾舞厅的法治地位尴尬所致。因此最后留下的除了像Luxy或Ministry of Sound一类大型舞厅，其余派对只能委身Live House（编按：音乐展演空间，为常态提供原创音乐演出的室内表演场所）的空闲时段，直到近年态势才大幅翻转。
沉潜与本土化
在2004之后的10年间，锐舞在台湾确实是沉寂的，直到2014后才因种种理由再度被提起。但即使声势不若过往，留下的锐舞客依旧努力让派对继续，从中摸索出属于台湾锐舞客的避世路线。其中最鲜明的例子就是Psytrance（编按：迷幻舞曲）族群。
谈到Psytrance，就不得不提到一件有趣的事：虽然兵祸凶险，以色列却拥有全球最知名的Psytrance文化。
以色列与Psytrance的关系最早可追溯至80年代：当时印度的果阿是以色列退役军人的度假胜地，而Psytrance前身Goa Trance（编按：果阿出神，始于1980年代末的印度果阿邦。 其根源可追溯于1960年代与1970年代在嬉皮士之都——果阿的音乐创作。）正是由果阿的嬉皮们创造的。Psytrance之于以色列就如锐舞之于英国。Psytrance从嬉皮继承反战与避世内涵，在以色列也确实常引发社会争议。
文化基因使得Psytrance族群有强烈的避世倾向与实践。譬如他们喜欢远离尘嚣，更偏爱多日的音乐祭。又譬如他们非常注重自助与互助，强调性灵并与自然和谐共处。尽管只有很少数族人能真正活成嬉皮，但许多族人会在与现实折冲间尽可能加入Psytrance式的生活习惯——这完全可说是认同感的展现。
Psytrance具有使族人产生认同的强大力量，不少台湾Psytrance推广者也常从其中汲取理念，以举办户外音乐祭让族群得以延续。这些活动成为族人们一年几次相约登出现实世界的仪式，并缓缓感召著厌弃主流音乐的新血加入。
此类音乐祭目前以地球革命与奇迹最为知名。早年Psytrance音乐祭多在荒地举办，但近年露营活动盛行，它们便逐渐转向与相关业者配合。一方面这些场地设施更完善，一方面也比较容易处理相关法规问题。
带露营的户外音乐祭当然不为Psytrance族群独有，如有机派对或伊甸高原以Techno（编按：科技舞曲）及House（编按：浩室音乐）为主，也非常知名。虽然不像Psytrance音乐祭有近乎宗教的执著，这些音乐祭也被台湾青年视为每年逃离现实作自己的固定节庆，重要程度不亚于过年。
崎岖节奏在地生长
多年来，台湾的锐舞历史反复描述中浮现时，总会不断出现如此提问：为何相对于欧美，台湾的锐舞场景看似缺乏战斗力？然而这个问题已经预设立场，想像台湾锐舞客应该与欧美客采取相同姿态，或是连结相同的避世文化，问题本身可能就问错了。
锐舞的基本公式也许包含了电子音乐、非主流、户外活动与避世，甚至在特定脉络讨论下包括药物。但它的样貌最终依旧取决于生长环境和参与者。
在《噪集：台湾声响艺术家选集》中，作者罗悦全将90年代出现，挑战主流秩序的噪音运动视为解严后的青年反文化开端。锐舞在相差不远的时间进入台湾，在缺乏根基的状况摸路前进。
由于90年代网路开始普及，本土的锐舞客确实透过此利器很快掌握了锐舞的外型。但此时台湾青年反文化尚待成形，大部分人对锐舞似懂非懂；即使嘴上说著PLURs，事实上可能只是认知自己「来参加派对」。
在〈向前走〉的年代，避世对台湾青年来说也许只是陌生又微妙的悸动。在多年后，台湾锐舞客们经历打压后的沉潜，经历来自现实的挫折，经历社会结构与阶级累积出的种种压力和不满，才在过程中慢慢理解并实践避世精神。
最早完整剖析台湾本地锐舞文化的论文是《狂喜舞舞舞》，在2003年发表。对于台湾锐舞只是西方锐舞的浮面复制的质疑，作者王彦苹便回应道：「台湾在吸收西方文化某部分内涵的同时，其实具有相当力量去揉合本土独特文化，进而开创出新的杂种文化」。
20年后，依然存在且更加茁壮的锐舞场景像是印证了这句话。如今我们可以更有信心地说，台湾锐舞已经长出了自己的模样。我们无法复制出本来就不存在的乌托邦，但依旧能在遭逢种种挫折、打压、冲突与背叛之后，咬紧牙根将每次逃亡组装成充满美学的艺术行动。这段路确实崎岖难行，却无可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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