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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宗慶(臺北藝術大學 提供)
特別企畫 Feature

台灣表演團隊的上海經驗

訪朱宗慶 王安祈 劉若瑀 林佳鋒

兩岸開放交流以來,陸續有台灣團隊登陸演出,作為開放性強、包容度高的城市,上海也是台灣團隊常常造訪的地點。對於這個經濟與文化都在起飛的城市,其中的表演藝術環境與觀眾,台灣團隊有怎樣的觀察與經驗?且聽他們娓娓道來。

兩岸開放交流以來,陸續有台灣團隊登陸演出,作為開放性強、包容度高的城市,上海也是台灣團隊常常造訪的地點。對於這個經濟與文化都在起飛的城市,其中的表演藝術環境與觀眾,台灣團隊有怎樣的觀察與經驗?且聽他們娓娓道來。

朱宗慶打擊樂團藝術總監

朱宗慶:培養忠誠藝術愛好者,還需要時間累積

上海近年因為經濟起飛、改革開放,民眾生活水準提高,國際交流增加、在世界的活躍度、能見度均大大提昇。種種的跡象和條件顯示,上海有機會成為一個文化活躍的都市,但以台灣的經驗來觀察大陸的現況,我認為如何將炒熱文化的風氣成為人民生活的習慣,進而培養忠誠度成為藝術愛好者,還需要一點時間的累積。

就我所知,台灣的表演團隊在上海是受歡迎的。然而即使團隊已經有了品牌,受大陸官方與藝文界肯定,還是要長期耕耘、建立口碑、累積觀眾,否則將只是曇花一現。具體做法是將觸點擴大、頻繁度提高,將大陸納入出國巡演的一站。朱團十七年前與雲門一起到大陸,隔年第一次正式演出,但期間已有非常多的交流活動。當時雖然已有很多藝文界打氣、媒體報導,因為很久才去一次,所以同時有電視台、電台的轉播。因此,我們的觀眾並不只有到場的一、二千人,而是五千、一億人的觀賞。二○○二年,內地演出成為朱團每年固定的行程。二○○八年,我們成立教學中心,由學員拓展到家長、親友,到基本觀眾。以一個職業樂團來說,從過去一年演出一百場,到今年全世界一百六十場。場次增加,團員參加就多,年輕藝術家有機會,相對的觀眾的培養就會上升。演出、口碑、推廣、觀賞等相互刺激,將形成良性循環。(採訪整理 李秋玫)

 

 

國立國光劇團藝術總監

王安祈:在文化和美學追求上,兩岸仍存在相當差異

 今年三月,上海崑劇團的全本《長生殿》到台灣演出,這齣戲在大陸已經連演了七十八場,公認是當代崑曲舞台的經典。看戲前我的心情是期待的,但看完後的感覺卻是失落的,先不論老演員和年輕演員在表演功力上的落差,光就戲劇製作和舞台美學的層面來說,整體散發的是一種經濟起飛、財大氣粗的景況,看不到崑曲藝術所追求的清靈和雅緻。

 去年,國光劇團的《金鎖記》在北京演出,上座率約九成,戲後討論吸引了大多數的觀眾留下來,正反意見兩極。年輕觀眾大多認為張愛玲的小說可以被這樣搬演 ,相當具有文學性,也很細膩動人;傳統的觀眾則習慣看名角、唱名段,批評整齣戲沒有可以讓人叫好的大段唱段安排。在《中國京劇》雜誌上刊登了兩篇評論,有一篇給了高度評價,另一篇質疑傳統的質變,卻也不否認觀眾喜歡這齣戲的事實。有內地的京劇演員看了戲,興奮地跟我說:「終於看到一齣能讓他從頭到尾屏氣凝神 ,而不是一個晚上喧囂叫好的戲。」

 由此看來,兩岸在文化和美學的追求上,還是存在相當大的差異和距離,特別是他們對於傳統戲曲的觀念,和我們真是天壤之別。不可諱言,大陸的資源豐厚,各劇種的名角特多,每個人都是一身絕活,底子實在深厚,但思想上的框架,就是去不掉。我們的戲到內地去演出,勢必會帶給他們一些刺激,尤其比起北京,上海的觀眾接受度又高些。就像前陣子我到上海,為《金鎖記》在世博的台北文化周演出宣傳,和內地記者餐敘,正好聊到表坊《寶島一村》在上海演出受到觀眾熱烈歡迎,他們對於台灣的戲能用輕鬆的方式,舉重若輕地表達深刻而沈重的歷史命題和內涵,感到相當驚訝和喜歡,顛覆了他們一般熟知的戲劇觀念。我相信《金鎖記》此行到上海,也將讓他們看見台灣在傳統戲曲美學上的創意和新思維。(採訪整理 廖俊逞)

 

優人神鼓藝術總監

劉若瑀:深度與獨一無二,是台灣表演團隊的優勢

優人神鼓在多年前曾去上海表演,那次是蠻好的學習經驗。當時上海尚無藝術行政系統,因此是透過台商安排協助進入,可是票房並不理想。所以我們學到了如果要再度去上海演出,一定要與當地藝術工作者、藝文圈、地方影響力大的人、及藝術文化評論者接上軌道,才能掌握票源與觀眾人口,找到對的對象,提升與擴散口碑,引起其內心的共鳴。近幾年來上海變遷巨大,這個城市迅速地與西方世界扣合。早年去上海就已見識到其頂尖前衛的平面媒體、美術設計、裝置藝術,而且上海經費資源豐厚,背後的資金人力可快速投入藝術文化領域。而上海的表演追逐聲光場面的炫麗,有個現象是,雖然資本主義與物質力量競逐外在,但同時,找尋文化、靈性、古老事物的力量和人數也等比增加。另一方面,中國的音樂水準非常高,對於京劇、崑劇的保存發展相當良好,戲曲界人才濟濟,戲劇也不弱,因話劇向來是中國傳播思想的手段,這方面上海話劇團一直保持前衛。回過頭來看,台灣有另種質素,因為台灣是一步一步走,不是快速完成某個結果,所以長時間累積出文化的深厚性,這不僅反映在創作者本身,呈現於作品也有內在的文化深度。優人神鼓是從小劇場起家,然後到今天的規模;從無薪水的一兩人到有薪水的團隊。我們唯一擁有的就是我們自己,亦即在土地上一步步長出的力量,不譁眾取寵,不以量取勝,而是自己的力量,自己的肢體,走自己的路,這種力量不單在上海是獨一無二的,在西方國家也是獨一無二的。深度與獨一無二,就是台灣表演團隊的優勢。(採訪整理 周倩漪)

 

 

屏風表演班執行長

林佳鋒:大陸渴求台灣的藝文發展經驗和劇院管理人才

大陸官方近年對文化建設的投資不斷加強,文創事業的預算更是逐年增加,全國各地都開始興建「示範性」的大型公共文化設施,大城市的劇院如雨後春筍般林立,不少劇場的規模、設備早已超越了我們的國家劇院。這是一種從中央到地方、從政府到企業、從上而下的文化熱度。對他們而言,經費不是問題、硬體不是問題,但有了錢、有了劇院,並不代表有了人才、有了節目、有了文化市場。他們現階段最缺乏的是軟體,因此,台灣的藝文發展經驗和劇院管理人才,是他們渴望借重的。

上海和北京的劇場觀眾不同。在北京,觀眾覺得「蹭票」是很光榮、很有面子的事,因此很多演出是由公家單位把票整場包走,再轉送給觀眾,看表演較像是湊熱鬧的社交行為。在上海,觀眾以白領階級為主,看戲是一種走在時代浪潮的尖端、時髦的休閒活動,也是一種身分地位的象徵。他們喜歡看的節目主要分為兩類,一類是上海大劇院引進的百老匯音樂劇,票價最高約兩千元人民幣;一類是知名度高、有媒體熱點的導演、卡司演出的劇場製作,票價最高約八百元人民幣。香港和台灣導演的作品,很受上海觀眾歡迎,不管是作品的內容、手法、深度、看待世界的方式,或是創意和想像力,都給他們帶來很大的刺激。基本上,兩岸對文化的接受度沒有距離,只要作品征服台灣的年輕人,就能獲得大陸觀眾的青睞。

然而,雖然改革開放的腳步加速,但內地對文化的控管還是相當嚴格,尤其兩岸政治情勢敏感,台灣團隊要登陸演出,沒有批文,就沒有辦法賣票、演出。以屏風去年在上海演出來說,由於邀演單位經驗不足,在批文上有點耽擱,導致宣傳作業起步太晚,影響了票房。這也是很多國內團隊赴內地演出,常會遇到的問題,有時候連合約都簽了,也不見得保證沒有風險。(採訪整理 廖俊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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