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故事，就是這三齣作品的創作核心，也是它們別具力量的所在。無論是《天堂鳥》引領觀眾在帳篷內遊走，以片段化的敘事打造一段獨裁政權下的時間和心靈之旅程，或是兩齣獨角戲《等待》和《離╱合》，各自從個人生命史架構出種族隔離和屠殺歷史中的失語者觀點。但更重要的是，我們可以看到，非洲創作者如何在當代劇場中繼承口述傳統，進行班雅明所言對過去的「再回憶」工程，以修復大事紀底下的「無名者歷史」，受壓迫者的非正式歷史。
法農（Frantz Fanon）在其著作《黑皮膚，白面具》第一章，便引用梵樂希（Paul Valéry）因知曉語言的非常力量而寫下的詩句，視語言為「迷途肉體中的神」。精熟語言，也就掌握此種語言所表述和指涉的世界，法農從此出發探究的是，被殖民者和殖民母國的關係。我們始終必須面對開化國家的語言和繼之而來的文化價值的問題，語言使用牽涉到生存狀態和態度。「當他拒絕他的黑，拒絕他的叢林，他會更加的白。」法農如是道。
在我觀賞非洲當代劇場的有限經驗裡，最常看到的便是結合傳說、儀式、吟唱、巫師之舞的說書劇場，從對西方的認同優越及文化原初性遭壓抑後的自卑討論切入，反省殖民帝國帶來的差異刻痕，試圖在過往和現在之間游移，以滑動已然對非洲想像固著且簡化的西方言權。此行赴香港觀摩以「躍動非洲」為主題的世界文化藝術節，短短但密集的三日內看到其中印象較深刻的三齣作品，亦是在當代劇場裡承繼口語傳述的形式，回望歷史和記憶裡不該遺忘的創傷。
避免成為「單一故事」的受害者
島國台灣和非洲大陸的距離看似遙遠陌生，除了媒體不時傳來各種令人感到絕望的黑暗新聞，我們恐怕難以想像索馬利亞曾被譽為詩的國度，也不清楚拉哥斯現在已是兵家必爭之地、成為非洲最大經濟體。但是我們或許都有印象，台灣處於冷戰結構的歐美勢力一方，派出的農耕隊會在烈日下為宮廷裡的非洲執政者「示範農技」。就全世界的政經結構佈局而言，台灣其實亦處於「黑暗大陸」單一敘事的共構關係裡。此趟在香港旅館無意間瞥見的中國節目，更是帶來「符合旨意」的插曲：一位非洲黑人以字正腔圓的北京中文獻唱，滿懷感激之情、盛讚中國帶來的鑽油與航太技術如何改善當地生活。恰恰反映，重塑民族國家與經濟策略的廿一世紀非洲新局勢。一如盧安達在歷經大屠殺之後，力求族群融合與平和，即招徠中國勢力進駐，為其充實資本發展。
這些「前情提要」是為了提醒我自己的他者目光，在身為此次非洲藝術節的觀眾時，該如何來回檢視和多方理解，而不落入西方當代劇場長期植入的美學評判。正如索因卡厭倦西方文學總是將他的劇本簡化為一種傳統與現代之間的「文明衝突」，未能深入探討其書寫中所納入非洲神話信仰中的「過渡」（transition）思想。再者，像奈及利亞於一九六○年代經歷多次軍事政變，軍人長期掌權，民主之路走得艱辛苦長，近年又有博科聖地組織的動亂危機。在嚴苛環境下，劇場創作之於當地團體，更著重於分享和傳承的理念，而非我們習以衡量的後戲劇、跨域、前衛與否之諸種理論的實踐。來自奈及利亞、受邀赴港引介當代非洲劇場的丹竇拉（Emmanuel Samu Dandaura）教授便特別提醒，如果我們只是一昧承接西方建構的非洲形象，便容易成為作家阿迪契（Chimamanda Adichie）所說「單一故事」的受害者，而要擺脫這種循環剝削，不斷述說許多不同故事便相形重要，「故事既可摧毀一個人的尊嚴，也可修補受損的尊嚴。」
說故事，就是這三齣作品的創作核心，也是它們別具力量的所在。無論是《天堂鳥》Strelitzia引領觀眾在帳篷內遊走，以片段化的敘事打造一段獨裁政權下的時間和心靈之旅程，或是兩齣獨角戲《等待》A Woman in waiting和《離╱合》Split/Mixed，各自從個人生命史架構出種族隔離和屠殺歷史中的失語者觀點。面對過於龐大複雜的歷史狀態，三齣作品所呈現出口語傳述的說書劇場，一方面表現自我療癒的敘述實踐，好比《天堂鳥》的創作者強調，勇敢說出故事就能釋放與自由，這個我們並不陌生的心理治療功能。
但更重要的是，我們可以看到，非洲創作者如何在當代劇場中繼承口述傳統，進行班雅明所言對過去的「再回憶」工程，以修復大事紀底下的「無名者歷史」，受壓迫者的非正式歷史。另一有趣的面向在於，三齣作品的表演者皆以熟練流利的英語作為主述語言，並不時穿插街頭黑話、殖民時期的官方用語，在部族方言和詩歌之間巧妙轉換，以平實卻充滿詩意的敘述、流暢但鏗鏘有力的節奏和音樂性，曉以微言大義，並有其共通一貫的幽默感，轉譯內在失語狀態的痛苦和辯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