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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宗慶打擊樂團創辦人暨藝術總監朱宗慶 把今日的顛峰 當作明日的起跑點

朱宗慶 (鄭達敬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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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走來角色多元,但不變的,就是大夥口中的「朱老師」。一手創立的打擊樂團不僅改變了台灣的音樂環境,更讓台灣成為世界的打擊樂重鎮,面對樂團即將邁入卅五歲,朱宗慶堅定地說:「接下來要把顛峰當作基本水準。」不是到達顛峰之後往下降,而是從顛峰之後再往前走。今年獲頒行政院文化獎,對他而言,這個獎代表除了連結藝術專業外,也連結了社會。他說:「我在意的是,所做的事情對台灣有沒有貢獻?台灣如果只有朱宗慶好,沒什麼了不起,要讓打擊樂好、全台灣好,那才有價值。」

布置好拍照場景,請朱宗慶就定位。就在調整鏡頭的短暫等待間,只見他伸長十指,在木琴鍵上輕快敲奏。一抹笑容、輕鬆俏皮的模樣,跟會議、講台上正色嚴肅的表情大相逕庭。想起他曾說自己經過歲月的淘洗,面容、身形都已不同年少,然而內心的熱情,依然與當年一模一樣。這如同多年來,縱然他的頭銜與身分有過多次的轉換,唯一不變的,就是大夥兒口中的那聲的「朱老師」。

一面做一面學習

「朱老師」,是一個指標性的人物。不僅對於表演藝術圈如此,多少兒童在學齡前歡樂的回憶,就是以他名的教學系統。卅多年來,各行各業裡都有曾經在裡面學過擊樂的好手,就算不以此為職業,對音樂也仍舊熱愛。這份心情,跟朱宗慶年幼的時候如初一轍。

回想從小學音樂的過程,朱宗慶說「並非刻意,是因為喜歡」。但在那個時代,能夠接觸音樂最簡單的方式就是唱歌。在讀書、補習、考試的空隙中,他用歌唱填補。之後,增添了又小又便宜的口琴陪伴。「其實我家裡沒有人是音樂家,但都喜歡音樂。哥哥會打鼓、叔叔吹口琴、叔公拉胡琴、祖父玩南管。」也許是耳濡目染,他對音樂有著高度興趣。進入初中,第一件事情就是參加管樂隊,在那段時光裡,他享受音樂帶來的樂趣,不但吹小喇叭、單簧管、薩克斯風,也彈鋼琴、打鼓,更當起指揮。最後更組了康樂隊,在學校、廟口有活動時風光表演。

快畢業時,得知可以升學藝專,就用管樂器報考。考上後,由於樂團需要打擊樂手,朱宗慶便自告奮勇擔任,久而久之幾位同儕如馬水龍、溫隆信、賴德和、李泰祥等人創作現代音樂,自然習慣找他一起探索。那個時代對於現代音樂發展仍在初期階段,大家要怎麼演都不確定,但年輕時不怕錯、勇於嘗試,反而讓他愈有興趣、投入愈多。加上當時來訪的美國、日本打擊樂家,對於專業很有研究,他也把握機會盡量學習,最後主任史惟亮的提點與鼓勵,讓朱宗慶決心專注在打擊樂上。

「最近還在算,我在台灣省交響樂團(今國立臺灣交響樂團)當擊樂首席的時候才廿三歲。」朱宗慶推算時間,覺得年輕得難以置信,但事實的確如此。不過首席的職務並不讓他自滿,反而讓他更渴望寬廣的世界,於是負笈遠行,前往維也納進修。留學期間,他練習、上課、看表演……高度密集地將學習填滿每一刻。作曲家賴德和想起當時說:「我有次去找他,早上醒來就看不見人,因為他早起床出發去練琴了。」

行動力與高效率是朱宗慶的招牌,在事先的規劃之後,學成歸國的第二天就投入教學工作。四年後成立打擊樂團,緊接著教學系統、打擊樂節、夏令營、JPG實驗室、擊樂大賽一一推出,而團隊也從一團、二團陸續增加「躍動」、「傑優」等,往下扎根。累積至今,光是一團的演出足跡已踏遍全球卅四個國家及地區,演出超過三千場次,既有演出曲目一千六百多首,委託創作高達兩百四十多首,更別說教學系統培育超過十三萬的學習人口。在短短卅幾年內,便將原本邊緣的打擊樂提升至前所未有的高地位,更將台灣打造成為國際打擊樂重鎮。

說是奇蹟也不為過,因為這條開疆闢土的道路,沒有前例可循。「當初很多人說我是瘋子,為什麼要做那麼多!」朱宗慶苦笑著說:「如果當時沒有這麼做,打擊樂不會這麼深入台灣。」團隊有西方的基底,也有本土的涵養;演出風格從古典、現代、通俗到跨界劇場。作品、形式、宣傳、觀眾數字都是音樂類的第一名,連團員都不斷被鼓勵進修而成為全世界打擊樂團中學歷最高者。「當然,學歷高並非衡量團隊的標準,」他認真地說:「但這意味著我們是一面做、一面學習的團隊。」

縱然朱宗慶的頭銜與身分有過多次的轉換,唯一不變的,就是大夥兒口中的那聲的「朱老師」。 (鄭達敬 攝)

正向思考  萬全準備

這一路走來也並非一帆風順。朱宗慶回憶工作上遇到的最大挫折:「一個是打擊樂團成立十年時,曾經懷疑自己是不是該繼續下去?」考慮到團員從大學畢業、進到樂團卻前途茫茫,他們的家人也認為看不到未來。自己在學校教書,其實只要上課,一年開一次音樂會、演講、寫文章就夠了。當時心情衝擊很大,想著乾脆停掉,但走出辦公室,看到行政在辦公、團員在練習,一下心裡就軟化,想到「如果結束,他們怎麼辦?」心一軟,於是繼續下去。「另一個是兩廳院組織改造,要轉變成法人卻沒有通過。」原本以為會順利,因此心情非常沮喪,幸虧重新整合再度嘗試,終於得償所望。

挫折時,朱宗慶的做法就是喝杯好咖啡、看場精采表演、與好朋友小聚。不過這都只是形式,最重要的還是內心的「正向思考」。「我也會生氣、也會要求」朱宗慶說:「但願意做事,就該知道挫折是必然的!既然如此,那就面對,不會遇到困難就放棄。成功是上天的恩賜,失敗也是上天給的學習。」不過,在愈重要的位置上,所需要做的決策愈關鍵,做什麼決定都有極大的影響。徬徨的時候該怎麼辦?不料他胸有成竹地說:「決策不出來時,表示兩個都好或兩個都不好,這時沒有第二選擇,走就對了!」那麼,若有萬一呢?他給了充滿魄力的答案,那就是「承擔」。

外人看他自帶光芒,在大場面上上魅力與說服力兼具,然而朱宗慶卻笑說自己本質並非如此。他想到有次餐會時,表現得比較安靜,竟被問是不是心情不好?沒想到與他工作多年的夥伴一說:「朱老師是很內向的!」立刻引起哄堂大笑,但這句話,卻說中他的心坎。朱宗慶坦承:「我以前真的是如此,而且我的思想跳躍,講話就會不清楚。但當有責任在身的時候,就必須想辦法克服。」於是他從上課教書慢慢訓練,拿筆記本一一列出重點,近年又加上科技工具輔助,慢慢自我訓練得更有條理。「有責任就會準備,有準備就有說服力。」久而久之,人們看他做事的態度,就更能放心信任。

對於每一件事情都是這樣的!包括在擔任臺北藝術大學校長、國家表演藝術中心董事長前,都已事先計畫好了藍圖,做好完全準備才就任。朱宗慶笑說:「做了計畫都不一定成功了,不做計畫又怎麼行?」

朱宗慶說:「願意做事,就該知道挫折是必然的!既然如此,那就面對,不會遇到困難就放棄。成功是上天的恩賜,失敗也是上天給的學習。」 (鄭達敬 攝)

讓擊樂與社會連結

推廣打擊樂,朱宗慶一步一步深耕,卻從未意識到台灣環境也在他的努力下,早已有了全新的面貌。他曾經受邀到女兒的學校演講,分享返國後推動擊樂的過程。平時演講侃侃而談,但面對小學到中學的孩子,他竟有些膽怯。幸虧結束後得到熱烈回響,讓他鬆了一口氣。回到家,他急於知道女兒在場聆聽的感想,殊不知她居然認為爸爸在台上講了太多「豐功偉業」。這讓朱宗慶詫異,因為他從未有這個意思。幾經分析才豁然開朗:對一個十多歲的孩子來說,出生時打擊樂在台灣已是熱門樂種,跟學鋼琴、小提琴一樣都是廣為人知的音樂學習選項,對比一九八二年他剛回國時的冷門,又豈是現在的人能夠想像的?

當年,朱團幾位明星團員開始跟他學習時,也不過是女兒現在的這個年紀。年輕的朱宗慶對學生要求嚴格,總是想辦法激發他們的潛能。但隨著時代改變,他的嚴謹依舊,態度上卻有所轉換。以前為了所有孩子的環境而努力,現在想到女兒,鐵漢的柔情也轉移到年輕人身上。「希望女兒被尊重,自然就尊重別人。」朱宗慶靦腆地說:「現在很多學生也開始叫我『朱爸爸』,想想好像也對!」

時間過得很快,明年樂團就要卅五周年了,在這之前,朱宗慶已提前做了五百天的整合。目標與核心價值從沒有改變,但思維與做法則一定推陳出新。「如果說打擊演奏是一個顛峰的話,接下來怎麼辦?」朱宗慶堅定地說:「接下來要把顛峰當作基本水準。」不是到達顛峰之後往下降,而是從顛峰之後再往前走。「別說人的極限無法打破,奧運會四年一次,為什麼每次都有人刷新紀錄?卅五年的團隊應該是一個非常精采的團體,要往後的每一天都更精采,並不是等五年才精采。」即使如今已經做到超乎想像,他對打擊樂還有很大的夢想:「並不能說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一個樂團走到卅五年沒有第二個選擇,就只有『專業』。」在「往前走」的背後,專業發展是絕對的核心,從樂團輻射向外與各領域結合。

由此看來,打擊樂對他來說已經不是單純的打擊樂了。在今年獲頒行政院文化獎,朱宗慶也反覆思考得獎的意義。廿年前獲得國家文藝獎,可說是文化界最高獎項。二○一六年獲選PAS名人堂則是打擊樂最高榮耀,上台時他忍淚發表感言,下台後卻百感交集閉門感動痛哭。若說前兩者是從個人的努力讓台灣在國際上耀眼,行政院文化獎則代表除了連結藝術專業之外,也連結了社會。他說:「我在意的是,所做的事情對台灣有沒有貢獻?台灣如果只有朱宗慶好,沒什麼了不起,要讓打擊樂好、全台灣好,那才有價值。」

同時搭平台、做監督、給後盾,總讓人錯以為他的一天不只廿四小時,但他卻認為所有做的事情,都有個相同的起點:「不管曾經是教授、團長、校長、所長、主任、藝術總監、董事長……今天之所以有如此的社會歷練,都源自於我在打擊樂發展中得到的經驗。」不論是什麼時刻,從來沒有棄守過打擊的專業,那是我們永遠記得初心、熱愛音樂的朱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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