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 表演藝術雜誌

事實上，台灣文化的自主性格一直相當薄弱，猶如處於兒童時期的生命。這其中有很大原因是由於台灣一直生長於託養家庭，時而日本，時而光復後的美國。淸朝時期是做爲大淸帝國的附屬文化而存在，文人的生命寄託主要仍在中原文化的詩詞和科舉上，同現實人文情境是無多大干係的。日據時期，台灣被迫由中原文化轉向日本文化，其中的衝突毋庸舉例，只要看看抗日文人中不乏寫作舊詩詞、以放棄中原傳統文化爲恥者，即可明白。及至台灣光復，中原文化復歸，但台灣迅即捲入中國大陸內戰旋渦中，國府遷台後，兩岸隔絕形勢成型，台灣表面上是中原文化的延伸，但事實上是從軍事、經濟到文化都受到美國的宰制。

從文化上看，台灣歷經兩個階段才走向雲門崛起的年代。其一是反共時期，這是國民政府意識型態的延伸。其二是隨著美國的影響，留學生日多，美國文化深入台灣。荒蕪的、荒誕的、虛無的作品以現代主義面貌出現。以否定現實爲主調的作品對當時壓抑的政治情境不無具有反叛的意義。然而隨著台灣工業化來臨，古老的文化日漸失去，以及外交失利（釣魚台事件、中日斷交、退出聯合國等），現實逼迫人們看見自身處境，文化的自覺時代才宣吿來臨。雲門誕生的一九七三年，唐文標已以關傑明爲筆名展開現代詩論戰，而標誌著現代主義的《現代文學》則宣吿停刊，代之而起的是以民族主義、現實主義爲標榜的《文季》。日據時期作家楊逵則再臨文壇，從而使人們看見台灣曾經有過的作家，以及寫實主義傳統。次年，陳若曦以《尹縣長》小說震撼兩岸中國人。

文化藝術的興起有其互相激盪的環境因素，如果沒有前述的作家、外在條件，雲門恐怕不是今天的面貌。便是在這樣的環境下，雲門生長起來。我時時要想起當年就讀高中的自己是如何在書攤購得陳映眞的禁書《將軍族》，並耽溺在《我的弟弟康雄》的理想主義者毀滅於現實的虛無裡。同時，和中興大學的友人如何爲王文興的《家變》而喋喋爭論不休。

在那彷彿少年醒來開始自問我是誰的年代裡，還有許多藝術形式在進行相互的激盪。有一年春日，爲了聽陳達那恆春調的古老歌聲，我們無視口袋的錢根本不夠，硬是進入台中一家西餐廳，去聽遠從南台灣來的老人唱歌。月琴、沙啞的喉音、濃濃的土腔、遙遠到父祖一代的故事、已經失去現實能力而只剩下音樂與記憶的老人，這一切組合成一個「追索歷史記憶」的過程。那一天恰好是防空警報演習，有大約四個鐘頭的時間，我們和陳達被關在大門拉起的幽暗地下室裡，試圖和老人交談，但彼此相隔時空太遠，我們終究無法去觸摸到陳達和他孤寂的月琴世界。然而還是聽著，等待一個朋友在警報解除後帶錢來付帳，否則根本無法離開。

一九七六年秋天，幾個拒絕大學聯考的朋友到大度山楊逵的東海花園協助他澆水種花，而這個老人像照顧自己晚輩似的，收留了這一群被聯考和家庭拒絕的叛逆的孩子，也不多談他從事抗日、農民運動、坐牢的種種，只是要求要早起澆花，不應睡懶覺。有時一同抽沒有濾嘴的新樂園廉價香菸，老人和孩子一起呸呸的吐著菸絲，一同吃菜脯蛋加白菜湯，或喝一點高粱酒。

便是在那時代的氛圍裡，我首度看見雲門，並不是演出，而是一本林懷民著作，「遠流」出版的照片與敍述合集的書。在東海大學校園的樹䕃下，翻看著舞蹈照片時，一片落葉竟翩翩然飄落在書本中間白蛇的照片上。少年的心中以爲在秋日滿山的落葉裡，唯獨這一片來我的書上作最後的棲息，難道這書就是葉子的生命歸宿？於是我閤上書，把葉子永久保留下來。這一片葉子至今仍夾在當時的書頁裡，即使乾枯暗褐，卻有如少年時代的記憶，交織成當時追索的足跡，從陳映眞小說、楊逵、陳達到林懷民等等。

再度聽到陳達的歌聲已是兩年以後，在林懷民的〈渡海〉裡，那時寂寞老人和月琴合而爲一的身影、那無由言說的父祖故事曲調，在舞蹈中彷彿再現，我才明白陳達抱琴閉目的說唱中的悲涼，以及爲什麼我們無法進入他的內心世界，那生之苦難與死的幽暗所構成的連綿不斷、反覆輪迴的命運之歌。

雲門崛起的年代是台灣文化醒來的靑春歲月，帶著探索的心靈，整個文化界在尋找自己的聲音，自己的意義，自己的未來。那種單純的理想主義的心靈，有一種動人心魄的美感和力量，足以讓人捨棄一切，死生與之，一如陳映眞筆下的《我的弟弟康雄》那樣。

如今雲門已二十歲了。二十年之間，靑春的生命在經濟富裕、政治轉型、文化商品化之後，開始有了滄桑，當年一同摸索叛逆的友伴各自走向自己的道路。在雲門如此，文化界亦然。楊逵和陳達已然去逝，而和陳映眞一同坐牢的畫家吳耀忠亦已早逝。曾經爲了政治理想坐牢的陳映眞則在新的政治口號下，時時遭到批判，彷彿犧牲者還要頂著荆棘的桂冠一樣的不公平。

雲門二十歲的來臨，令人不免有著對比的感受。歲月無情，台灣再也無法回到成長初時的理想主義時代，現實繼續輪轉，文化亦有了滄桑和世故，成長或者就是這樣。只不知現今的自己和世界是否就是當年所期望的模樣？

文字｜楊渡 文化評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