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介國人作品上國際舞台,是今年表演團體出國的一大特色。(圖為台北市立交響樂團於法國演出前排練情形)
推介國人作品上國際舞台,是今年表演團體出國的一大特色。(圖為台北市立交響樂團於法國演出前排練情形)(台北市立交響樂團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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躍上國際舞台需更強勁的後盾

從去年國內音樂團體出國演出談起

去年下半年各樂團紛紛以不同形式出國演出,顯示出國內音樂團體(個人)在多年耕耘後,開始轉向國際樂壇開疆闢土,接受更嚴格挑戰的決心和趨勢。但相較於表演團體在外的優異表現,國內各相關政策似仍停留在厚「公家」而薄「民間」的情況,而未能與表演藝術團體建立一套溝通管道,也讓許多政策更動時未能立即傳達給表演團體以致表演團體錯失權益。

去年下半年各樂團紛紛以不同形式出國演出,顯示出國內音樂團體(個人)在多年耕耘後,開始轉向國際樂壇開疆闢土,接受更嚴格挑戰的決心和趨勢。但相較於表演團體在外的優異表現,國內各相關政策似仍停留在厚「公家」而薄「民間」的情況,而未能與表演藝術團體建立一套溝通管道,也讓許多政策更動時未能立即傳達給表演團體以致表演團體錯失權益。

去年的經濟不景氣,連帶使得音樂會票房大受影響,但票房冷淸似乎並未對國內的音樂發展造成影響,各項活動甚至較往年活絡。先是「台灣音樂一百年」系列活動帶起一陣本土音樂熱潮,緊接著下半年各樂團紛紛以不同形式出國演出,包括台北市立交響樂團應邀參加法國「安古勒姆.瓦羅鋼琴節」(An-gouléme, Piano En Valois)、台北愛樂室內及管弦樂團至美國波士頓及紐約演出、台灣省立交響樂團團長陳澄雄再度受邀至匈牙利、羅馬尼亞指揮當地交響樂團演出等,顯示出國內音樂團體(個人)在多年耕耘後,開始轉向國際樂壇開疆闢土,接受更嚴格挑戰的決心和趨勢。

音樂團體紛紛轉戰國際樂壇

音樂團體出國演出,無論受邀或主動出擊,在某種層面上至少涵括三個目的:一、打入以歐美為主的國際樂壇、建立國際名聲;二、推介華人作品、進行音樂外交;三、拓展樂團發展模式,提振、激勵團員士氣。

在以西方為主的古典音樂體系中,非體系內國家要贏得體系內國家認同甚至凌駕其上並非易事,台北市立交響樂團團長陳秋盛提及二年前以俄國近代作曲家普羅高菲夫作品技驚莫斯科的破冰之行,仍掩不住得意神色,「他們根本不敢相信這個來自遙遠、陌生小島上的樂團能將『他們』的普羅高菲夫詮釋得這麼貼切,甚至許多樂評人都表示這才是最貼近原意的演出,連帶的對我們的印象也鮮明起來。」而這次法國行,按陳秋盛的說法則是一趟不意外的「意外之旅」,完全是緣於主辦單位負責人無意中聽到台北市交所錄製的CD,大表驚豔後主動邀約的。樂團在去年十月九日至十五日的四場演出中,分別與三位頗富知名的鋼琴家Nelson Freire、Bruno Leonardo Gelber、Michael Dalberto,及二位指揮Marius Con-stant、Marcel Landowski合作演出,頗獲佳評。同樣模式也發生在省交團長陳澄雄的東歐之行,不同的是陳澄雄是在二年前應邀至匈牙利、羅馬尼亞指揮當地交響樂團大獲好評後,於去年再度受邀前往指揮演出。

相較公家樂團風光的外交出擊,台北愛樂室內樂團絲毫不遜色,繼三年前於維也納愛樂廳演出大放異彩後,再度進軍世界五大名廳之一的波士頓交響音樂廳及紐約Tribeca表演藝術中心演出,獲得美國著名樂評人理査.戴爾(Ri-chard Dyre)於波士頓《環球日報》樂評極力讚賞,認為該團的演出細膩且精準,根本不像是才成立十年的樂團,而首次售票即高達七成的票房更讓執行長兪冰淸吃了顆定心丸,「以往台灣老讓人覺得財大氣粗,是負面印象,我們希望能扭轉這種印象,音樂就是一種方式。」

向世界樂壇介紹華人作品

去年出國演出團體的一大特色是不約而同地在演出曲目中排入華人作品。台北市立交響樂團排出江文也作品《田園》,台北愛樂與蘇顯達共同演出黃輔棠的《西施幻想曲》,陳澄雄則與鋼琴家蕭唯眞聯合演出《黃河協奏曲》。「演出別人作品受肯定當然很好,但演奏國人作品而受到別人肯定是更讓人欣慰的,這是義務,更是責任」陳秋盛表示,「只要有機會,就會儘量演出國人作品」。而陳澄雄亦有所感,因此在對方提出邀請時,便開出要邀一位國內鋼琴家共同演出一首華人作品的條件,如此一來不但可將國人演奏家推至國際舞台,也可讓國人作品得以增加演出機會,做音樂外交工作。

而台北愛樂在孤軍出擊了幾年後,在今年首度結合工商、醫療訪問團,以「國家新形象」為口號聯合出擊,為國內團體出國演出開創了嶄新模式,兪冰淸表示,此構想來自學醫的團長賴文福覺得台北愛樂每次出國演出都太孤單了,因此萌生將科技、工商與音樂結合,共同出擊的新想法,而以「國家新形象」為口號則是希望能一掃過去國際對台灣的負面印象,重新對台灣評估,「我們希望國內其他團體出國時也能沿用這個口號,為台灣塑造出良好的形象。」

藝術政策厚「公家」薄「民間」仍未獲改善

但相較於表演團體在外的優異表現,國內各相關政策似仍停留在厚「公家」而薄「民間」的情況,而未能與表演藝術團體建立一套溝通管道,也讓許多政策更動時未能立即傳達給表演團體、以致表演團體錯失權益。以此次台北市立交響樂團及台北愛樂室內及管弦樂團出國演出為例,台北市交分別獲得文建會、敎育部及台北市政府補助,台北市政府補助款甚至達二百萬元,反觀台北愛樂可就沒這麼幸運了,往年台北市政府大都補助十五萬左右,但去年台北市議會在審査預算時將此一經費項目刪除一百萬,又附加但書指明此經費「應予補助奬勵本市公立學校社團為限。」而此一法規並未透過任何管道吿知表演藝術團體,台北愛樂直到申請出國補助時才被吿知。「你知道嗎?十五萬對一個財力雄厚的團體而言可能不多,但對我們這種民間表演團體很重要,我們出國巡演也是在做外交工作,需要相關部會的協助與支持。」兪冰淸忿忿的表示,即使無能為力,但身為表演團體目的事業單位主管的敎育局亦應在政策變更後立即對表演團體善盡吿知的責任,否則團體很難有效掌握經費來源、詳細評估計畫。

藝術的生成是緩慢、漸進的,也因而常被疏忽而更顯生存困難,表演團體在先天不良的環境下要肩負文化累積責任,須相關機構的支持和協助,而此協助是不應有「公家」、「民間」之分的。

在檢視這一年音樂外交成績時,仍不免曝露出公家與民間團體在可運用資源上的差異性,政府文化政策未能緊扣民間表演藝術團體脚步等老問題,在這一年中未獲有效解決,使得民間表演藝術團體的音樂外拓之路遠較公立樂團艱苦、漫長,也勢將對日益蓬勃的民間音樂發展形成阻礙。面對此一問題,今年掛牌上陣的國家文藝基金會及台北文化局對未來的藝術文化政策便格外令人關切。

(本刊編輯 錢麗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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