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灣，媒體無意建立獨立可信的批評立場，一點點批評必須裏以大量的同情。而製作人或導演，還可以振振有詞地用自己的努力或觀衆的反應，來爲作品辯論。作者以法國盛大紀念作家馬候逝世二十週年的事件、及巴黎當地劇院與劇評之間的關係，爲我們提出了「一個沒有文化的社會」的反思。
以馬候之名
十一月二十三日，在法國作家馬候逝世二十年的忌日，他的骨灰以盛大的儀式移奉萬神殿。並不是所有偉大的法國作家都會被抬進萬神殿，像波特萊爾、普魯斯特、沙特及波娃都安息在巴黎市區的墓園內，而萬神殿卻是樹立「民族英雄」精神標竿的地方。如今長眠於雨果、左拉之側，身兼作家、政治家、文化鬥士多重角色的馬候，發散的社會影響力，顯然已遠在他的文學成就之上。
安德烈．馬候（André Malraux,1901-1976）的名字從前在台灣鮮少聽聞，想來是由於他小說中明顯的左傾立場。他不但親身參與亞洲各地的革命與西班牙內戰，而且主要作品如《人的狀況》、《希望》無不直接反映這些經驗。他生前的聲望之高，在諾貝爾文學獎的候選名單上一度凌駕一九六九年獲獎的貝克特。
死後二十年，馬候首度被全面性地追懷。馬候在地鐵海報上，馬候在電視裡，馬候在雜誌封，馬候在郵票上，馬候導演的影片重新回到電影院。不僅作爲一名代表時代良知的作家，可以由於他擔任法國第一位文化部長時，所揭櫫的文化理想。使得這股風潮當中，各種以文化爲名的群衆運動也不約而同地抬出馬候作招牌：「一個沒有文化的社會，即沒有記憶也沒有未來。」
在我們經常去看戲的戲院，這種現象格外明顯。法國劇場界本來就夠團結，他們可以在亞維儂藝術節爲塞拉耶佛絕食，在抗愛滋日同時在一百多個劇場誦讀帶原者作家布丹的自傳體小說。這回更是有整整一個月的時間，到任何劇場看戲，他們不是散發公開信，就在是開演前上台演說，「以馬候之名」，抗議政府的年度文化預算下跌了百分之八，公共視聽投資削減了六億法郞。演員及工作人員爲兩齣製作之間的「間歇失業」救濟金上街頭請命，甚至巴士底的員工爲了要求週日的加班津貼，會突然把週日上演的歌劇改爲演唱會版本，讓觀衆措手不及。
這種將個人荷包與認爲存亡拉上關係的努力，不能說沒有道理，但對於整個法國的經濟不景氣而言，不無雪上加霜的嫌疑。廁身在這些示威活動之間，另一樁不起眼的抗爭事件：《頑皮小鴨報》槓上巴黎市立劇院，倒是更能引起我深思的興趣。
敬禮之島
風波源起於去年十到十一月間在市立劇院上演的一齣戲《敬禮之島》。它改編自卡夫卡的短篇《流刑地》，描述在一個殖民島嶼上，一名當地士兵由於瞌睡，誤了每小時向長官敬禮的義務，將遭到酷刑處決。小說極其細密地描寫那架複雜的處刑機器，及其歷時十二小時的行刑過程。
演出相當忠於原著，巨大的機器觸目地立在舞台中央。導演藍高夫（Matth-ias Langhoff）是游走於法國與瑞士兩地的德國藝術家，專以殘酷的舞台意象作警世的寓言，從他近年導演的戲碼《理査三世》、《死亡之舞》、《瑪菲公爵夫人》可見一斑。《敬禮之島》具現了他一貫的優、缺點：以意念與意象取勝，但角色塑造過於片面而欠說服力，人物關係處理粗疏而張力不足。
引發爭議的其實是觀點問題。在原著中，熱烈擁護處刑機器的士官由於支持者日減，憤而將自己投身處刑架上，機器本身也在處刑過程中崩壞瓦解。但在改編的演出中，擔任敍述者的旅人一覺醒來，準備搭船離開這個島嶼時，明明已經和機器同歸於盡的士官竟毫髮無傷、面帶微笑地前來送行。這顯示前夜發生的一切不過是一場夢，一個妄想；人與人之間的壓迫、凌虐，不但不曾消失，而且隨時可以重新復活！當旅人倉皇逃離之後，滿台都是戴著獸頭、衣冠楚楚的人類在出沒、爬行，這一景取代了謝幕。
相對於原著綻露的丁點希望（新任司令官對機器的抵制、群衆對處刑的熱情減退……）藍高夫眼中的人類社會顯然是更悲觀的。衡諸這篇小說完成之後的歷史：一次大爆發、納粹堡中營、文化大革命、波士尼亞戰爭……，藍高夫有他的道理。事實上，導演也曾聲明，正是波士尼亞的處境引發他想推出這齣戲的動機。
《敬禮之島》並未在報章上獲得什麼好評，然而《頑皮小鴨報》的反應格外激烈。這份沒有多少人聽過的報刊每天到市立劇院門口散發傳單，攻擊這樣的戲只會讓觀衆感到無力、空虛、憂戚、束手待斃。傳單並未呼籲觀衆拒絕進場，反而非常「君子」地，要求大家等到最後一刻，不要中途離席，「直到演員累得解下他們的獸形面具，直到偉大的藍高夫不得不休息，並保證劇場會尋回其首要使命：成爲未來城市的實驗室，而非靈魂竊奪者的賊窩及偉大烏托邦的墳墓。」
《頑皮小鴨報》的抗爭可以視爲他們打知名度的一種手段，也可以視爲不尊重藝術表達自由，或根本誤解演出深意的莽撞言論，但這種要求作品爲社會提供出路的天眞想法，無疑可以見出馬候「爲人民而藝術」理念的長遠影響力。爲了對演出主題表達異議，不惜冒著寒風日復一日地散發傳單，也可以見出他們視批評的聲音爲民主社會一環的熱情信念。
對藍高夫的各方批評也引起了不同意見的回應，包括頗有地位的《新觀察家》雜誌就大爲讚許導演對個人意念的堅持，並聲稱結尾林中野獸的一景可比美哥雅的畫作云云。
對於一個看過戲的民衆如我，閱讀這些批評只能提供思索參考，不可能改變臨場的感受。因爲，我的注意力轉到別的地方。在所有負面的評論中，發行量五萬份的一份文化月報也佔了一席之地，而這份刊物仍在市立劇院的大廳公開贈送。
批評與反批評
巴黎市立劇院和巴黎的其他四所國立劇院一樣，都不是經紀公司的「房東」，而必須負擔從策畫到演出所有節目品質的全責，因此這種面對批評的「大方」，格外讓我印象深刻。在台灣，媒體無意建立獨立可信的批評立場，只有倚賴專家學者撰文，而其結果經常是避重就輕、「寓貶於褒」，一點點批評必須裹以大量的同情。而製作人或導演，看到不順眼的意見，還可以振振有詞地用自己的努力或觀衆的反應，來爲作品辯論。這種「有話大家說」的民主表象，模黏片了創作與評論的健全機制。製作單位「指定評論家」的事時有所聞，彷彿評論的最大貢獻是在爲票房（或下一次演出的票房）服務。
如是我見：在倫敦人手一冊的文化資訊周刊Time Out上，不乏毫不留情的嘲諷與最直接的批評（如宣稱皇家莎劇團的新戲僅僅「好過永恆的地獄之火」）。在巴黎最受信賴的幾家報紙上亦然（如批評巴士底的新歌劇服裝簡直像「十塊錢一件買來的」）。我常常不同意上面的觀點，但必須承認這樣老實不客氣的評論，才可能有幾分參考的價値。創作者透過作品發言，而評論者透過文字。存在這種有秩序（你要說有倫理也可以）的環境，任何一方才會覺得自己的努力是有著落的。我們受夠了沒有秩序的民主的苦惱，何不來想想眞正的民主是什麼吧。
文字｜鴻鴻 詩人、劇場導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