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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劇作家安得烈.馬候。(鴻鴻 提供)
歐陸劇場 歐陸劇場/巴黎

「一個沒有文化的社會……」

在台灣,媒體無意建立獨立可信的批評立場,一點點批評必須裏以大量的同情。而製作人或導演,還可以振振有詞地用自己的努力或觀衆的反應,來爲作品辯論。作者以法國盛大紀念作家馬候逝世二十週年的事件、及巴黎當地劇院與劇評之間的關係,爲我們提出了「一個沒有文化的社會」的反思。

在台灣,媒體無意建立獨立可信的批評立場,一點點批評必須裏以大量的同情。而製作人或導演,還可以振振有詞地用自己的努力或觀衆的反應,來爲作品辯論。作者以法國盛大紀念作家馬候逝世二十週年的事件、及巴黎當地劇院與劇評之間的關係,爲我們提出了「一個沒有文化的社會」的反思。

以馬候之名

十一月二十三日,在法國作家馬候逝世二十年的忌日,他的骨灰以盛大的儀式移奉萬神殿。並不是所有偉大的法國作家都會被抬進萬神殿,像波特萊爾、普魯斯特、沙特及波娃都安息在巴黎市區的墓園內,而萬神殿卻是樹立「民族英雄」精神標竿的地方。如今長眠於雨果、左拉之側,身兼作家、政治家、文化鬥士多重角色的馬候,發散的社會影響力,顯然已遠在他的文學成就之上。

安德烈.馬候(André Malraux,1901-1976)的名字從前在台灣鮮少聽聞,想來是由於他小說中明顯的左傾立場。他不但親身參與亞洲各地的革命與西班牙內戰,而且主要作品如《人的狀況》、《希望》無不直接反映這些經驗。他生前的聲望之高,在諾貝爾文學獎的候選名單上一度凌駕一九六九年獲獎的貝克特。

死後二十年,馬候首度被全面性地追懷。馬候在地鐵海報上,馬候在電視裡,馬候在雜誌封,馬候在郵票上,馬候導演的影片重新回到電影院。不僅作爲一名代表時代良知的作家,可以由於他擔任法國第一位文化部長時,所揭櫫的文化理想。使得這股風潮當中,各種以文化爲名的群衆運動也不約而同地抬出馬候作招牌:「一個沒有文化的社會,即沒有記憶也沒有未來。」

在我們經常去看戲的戲院,這種現象格外明顯。法國劇場界本來就夠團結,他們可以在亞維儂藝術節爲塞拉耶佛絕食,在抗愛滋日同時在一百多個劇場誦讀帶原者作家布丹的自傳體小說。這回更是有整整一個月的時間,到任何劇場看戲,他們不是散發公開信,就在是開演前上台演說,「以馬候之名」,抗議政府的年度文化預算下跌了百分之八,公共視聽投資削減了六億法郞。演員及工作人員爲兩齣製作之間的「間歇失業」救濟金上街頭請命,甚至巴士底的員工爲了要求週日的加班津貼,會突然把週日上演的歌劇改爲演唱會版本,讓觀衆措手不及。

這種將個人荷包與認爲存亡拉上關係的努力,不能說沒有道理,但對於整個法國的經濟不景氣而言,不無雪上加霜的嫌疑。廁身在這些示威活動之間,另一樁不起眼的抗爭事件:《頑皮小鴨報》槓上巴黎市立劇院,倒是更能引起我深思的興趣。

敬禮之島

風波源起於去年十到十一月間在市立劇院上演的一齣戲《敬禮之島》。它改編自卡夫卡的短篇《流刑地》,描述在一個殖民島嶼上,一名當地士兵由於瞌睡,誤了每小時向長官敬禮的義務,將遭到酷刑處決。小說極其細密地描寫那架複雜的處刑機器,及其歷時十二小時的行刑過程。

演出相當忠於原著,巨大的機器觸目地立在舞台中央。導演藍高夫(Matth-ias Langhoff)是游走於法國與瑞士兩地的德國藝術家,專以殘酷的舞台意象作警世的寓言,從他近年導演的戲碼《理査三世》、《死亡之舞》、《瑪菲公爵夫人》可見一斑。《敬禮之島》具現了他一貫的優、缺點:以意念與意象取勝,但角色塑造過於片面而欠說服力,人物關係處理粗疏而張力不足。

引發爭議的其實是觀點問題。在原著中,熱烈擁護處刑機器的士官由於支持者日減,憤而將自己投身處刑架上,機器本身也在處刑過程中崩壞瓦解。但在改編的演出中,擔任敍述者的旅人一覺醒來,準備搭船離開這個島嶼時,明明已經和機器同歸於盡的士官竟毫髮無傷、面帶微笑地前來送行。這顯示前夜發生的一切不過是一場夢,一個妄想;人與人之間的壓迫、凌虐,不但不曾消失,而且隨時可以重新復活!當旅人倉皇逃離之後,滿台都是戴著獸頭、衣冠楚楚的人類在出沒、爬行,這一景取代了謝幕。

相對於原著綻露的丁點希望(新任司令官對機器的抵制、群衆對處刑的熱情減退……)藍高夫眼中的人類社會顯然是更悲觀的。衡諸這篇小說完成之後的歷史:一次大爆發、納粹堡中營、文化大革命、波士尼亞戰爭……,藍高夫有他的道理。事實上,導演也曾聲明,正是波士尼亞的處境引發他想推出這齣戲的動機。

《敬禮之島》並未在報章上獲得什麼好評,然而《頑皮小鴨報》的反應格外激烈。這份沒有多少人聽過的報刊每天到市立劇院門口散發傳單,攻擊這樣的戲只會讓觀衆感到無力、空虛、憂戚、束手待斃。傳單並未呼籲觀衆拒絕進場,反而非常「君子」地,要求大家等到最後一刻,不要中途離席,「直到演員累得解下他們的獸形面具,直到偉大的藍高夫不得不休息,並保證劇場會尋回其首要使命:成爲未來城市的實驗室,而非靈魂竊奪者的賊窩及偉大烏托邦的墳墓。」

《頑皮小鴨報》的抗爭可以視爲他們打知名度的一種手段,也可以視爲不尊重藝術表達自由,或根本誤解演出深意的莽撞言論,但這種要求作品爲社會提供出路的天眞想法,無疑可以見出馬候「爲人民而藝術」理念的長遠影響力。爲了對演出主題表達異議,不惜冒著寒風日復一日地散發傳單,也可以見出他們視批評的聲音爲民主社會一環的熱情信念。

對藍高夫的各方批評也引起了不同意見的回應,包括頗有地位的《新觀察家》雜誌就大爲讚許導演對個人意念的堅持,並聲稱結尾林中野獸的一景可比美哥雅的畫作云云。

對於一個看過戲的民衆如我,閱讀這些批評只能提供思索參考,不可能改變臨場的感受。因爲,我的注意力轉到別的地方。在所有負面的評論中,發行量五萬份的一份文化月報也佔了一席之地,而這份刊物仍在市立劇院的大廳公開贈送。

批評與反批評

巴黎市立劇院和巴黎的其他四所國立劇院一樣,都不是經紀公司的「房東」,而必須負擔從策畫到演出所有節目品質的全責,因此這種面對批評的「大方」,格外讓我印象深刻。在台灣,媒體無意建立獨立可信的批評立場,只有倚賴專家學者撰文,而其結果經常是避重就輕、「寓貶於褒」,一點點批評必須裹以大量的同情。而製作人或導演,看到不順眼的意見,還可以振振有詞地用自己的努力或觀衆的反應,來爲作品辯論。這種「有話大家說」的民主表象,模黏片了創作與評論的健全機制。製作單位「指定評論家」的事時有所聞,彷彿評論的最大貢獻是在爲票房(或下一次演出的票房)服務。

如是我見:在倫敦人手一冊的文化資訊周刊Time Out上,不乏毫不留情的嘲諷與最直接的批評(如宣稱皇家莎劇團的新戲僅僅「好過永恆的地獄之火」)。在巴黎最受信賴的幾家報紙上亦然(如批評巴士底的新歌劇服裝簡直像「十塊錢一件買來的」)。我常常不同意上面的觀點,但必須承認這樣老實不客氣的評論,才可能有幾分參考的價値。創作者透過作品發言,而評論者透過文字。存在這種有秩序(你要說有倫理也可以)的環境,任何一方才會覺得自己的努力是有著落的。我們受夠了沒有秩序的民主的苦惱,何不來想想眞正的民主是什麼吧。

 

文字|鴻鴻  詩人、劇場導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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