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說高音譜號∮和錢的符碼$是長得最像的兩個標誌。在西方社會，銀行家也變成是音樂的最大贊助者……喜愛音樂的台灣銀行家們可以獨力或是合力爲一個「許遠東廳」催生嗎？可以繼續支持「台北愛樂」嗎？但願更多許先生的企業家朋友一起加入音樂贊助的行列，不只看在他的面子，而是接下他的棒子。
在威爾第《安魂曲》的樂聲中，許遠東先生及夫人揮別人世。音樂會曲目其實早已敲定，卻在三月八日這天，意外成爲紀念許先生的終曲。哀傷的氣氛似乎瀰漫整座音樂廳，即使中場休息，迴廊穿堂也毫無喧譁。
許先生或許會感到寬慰，擔任演出的「台北愛樂室內及管弦樂團」、「台北愛樂合唱團」正是許先生近年大力支持的藝術團體，由他們送別，也彌補了不少突然撒手的遺憾。無論他在中央銀行總裁任內所制定的政策受到讚許或是指摘，一切都會像奪走他生命的失事客機一樣，灰飛煙滅，而他衷心喜愛的音樂仍會繼續長存人間。
對職務用功，對興趣用心
一九八八年，我因爲在一家報紙擔任藝術記者，爲了「土地銀行」總行拆除改建將成爲台灣歷史性建築保存的不良示範，我幾乎是懷著爭辯與批判的意圖去採訪許先生。令我驚訝的是，他非常耐心地吿訴我，他此刻面臨員工要求改善工作環境的呼聲，也受到省政府和省議會對土地利用的催促壓力，但是如果文化界給他時間，他一定讓土銀成爲永續經營的象徵，而這也是銀行的最大基礎：歷史與信譽。
現在這幢簡約、穩重、莊嚴的銀行仍然與省立博物館隔街相伴，沒有毀於怪手和重鎚底下，許先生盡了一份力。
我對他印象的改觀也在不久之後的一次巧遇。有天午後，我從中央圖書館出來，迎面而來的是許先生高大的身軀。當天並沒有任何金融或其他題材的研討會在那裡舉行，他回答了我的好奇：「我是到這裡躱起來看書的，樓上的研究小間留了一個位子給我。」起先我又是新聞界的質疑精神作祟，心裡的反應是他不該佔用這樣稀有的「學術保留區」，因爲「研究小間」主要是提供短期研究用的，必須申請審核，獲准才能借用。他接著說：「全球金融界變化得很快，資訊很多，到這裡，我比較能安靜地看點東西。」而我想起台灣多的是不看書的官員在決定整個國家走向，也就頓時爲自己差點脫口而出的鹵莽言語感到臉紅。
此後我在音樂廳裡看到鶴立雞群的許先生，才會走到他和許夫人經常出現的前排向他們請安。逐漸交往，也多次受邀前去他們位在和平東路窄巷的宿舍聊天、在書房聽唱片。比較熟識之後，他拗不過我身爲記者的糾纏，同意我約攝影同事前去拍他練琴的照片。空難隔天，報上刊出許先生環抱大提琴，跟許夫人（我那時已經改稱她許媽媽）合拍的照片，我更覺得失去了兩位我所敬愛的長輩。
他們眞的令人如沐春風，儘管他們所交往的朋友從重慶南路官邸、仁愛路豪宅到陽明山別墅，都是政商兩界（或者同是一個圈子）的重量級人物，但是他們也偶爾會抽空約我上館子、逛故宮。在九三年我離開第一線的採訪工作之後，他也當我是可以信任的音樂同好，跟我提到不少關於幾個政府樂團的狀況，以及「總統府音樂會」的籌畫。由於他與總統李登輝先生的熟識，有機會與聞台灣音樂行政的問題，從他口中印證了音樂圈一些人事糾葛的傳聞。
成爲「台北愛樂」經濟與精神後盾
如果要談許先生對台灣音樂的貢獻，就不能忽略他對「台北愛樂室內及管弦樂團」的提攜。一九九一年，「台北愛樂室內樂團」遭逢成立以來的最大瓶頸──經費，樂團執行長兪冰淸小姐找我商討樂團經營的問題。我從來不曾動過向許先生索求任何小惠的念頭，但是爲了這支極爲優秀的樂團，我求見許先生，也請兪小姐共同前往。
台北愛樂的前身是「韶韻樂集」，在一九八五年夏季首演，由芝加哥交響樂團副指揮亨利梅哲先生帶領培訓。在那場演出中，我驚覺台灣靑少年樂手的潛力，開始注意他們的發展。韶韻的處女秀之後，立即因爲沒錢而停擺。所幸，當時負責接待梅哲先生的兪冰淸小姐也不忍樂團就此解散，與她的先生「常靑牙科」賴文福醫師商議，決定以私入之力，協助維持樂團，並在九月改名爲「台北愛樂室內樂團」，仍由梅哲指揮。
儘管「台北愛樂」維持每年的定期音樂會，獲得文建會的撥款補助，而透過賴醫師夫婦的私人關係，也陸續獲得企業的贊助，然而樂團的維持需要龐大的預算，他們也難以爲繼。並且九〇年賴醫師赴美進修，診所本身的進帳已經減少，兪小姐更不容易獨撑。
許先生在那次的會見當中雖然沒有立即承諾具體的事項，但他事後跟我說：「你看我是個銀行的董事長，土銀今年爲政府賺進四十億元，可是土銀是個公家行庫，我也沒辦法把盈餘拿一點出來贊助藝術。」我點點頭，知道他的處境，但他馬上補充：「還好我有不少企業界的朋友，我來找他們一起出力。」
他的確幫了大忙。由於擔任樂團董事，許先生的名字出現在演出贊助的企劃書中，說服力提高了許多。除了最早就開始支持的「中美和石化」之外，「世華銀行」、「上海商銀」、「遠東紡織」集團所屬的「徐元智基金會」、「建弘證券」的「建弘基金會」都經常解囊相助，讓樂團得以獲得滋養，繼續茁壯，並且擴充更名，成爲「台北愛樂室內及管弦樂團」。一九九二年，「台北愛樂」以四十位樂手的編制前往維也納，在奧地利夏季薩爾茲堡音樂節的空檔中，塡充了維也納「愛樂廳」的音樂眞空，也成爲台灣第一個走上重要國際舞台的樂團。許先生雖然未能成行，但是團員都知道他們帶著許先生的祝福。
一九九三年七月，賴醫師從哈佛醫學院拿到博士學位，啓程返鄕，準備展開台北醫學院生物材料實驗室的工作；而我則要進去哈佛甘迺迪學院進修公共行政的碩士學程。我們在麻州劍橋碰面，我承接了他的書桌，也跟他訂下了台北愛樂的下一個攻堅目標：波士頓交響樂廳。從十月的絢麗秋景到一月的冰封雪地，賴醫師趁著到美國開會之便，多次向這座全球著名的最佳音樂廳叩門。我們第一次雖然受到禮貌性的接待，心裡對演出提案的成功率並無把握，但賴醫師陸續帶來演出錄音帶與灌錄完成的雷射唱片，「台北愛樂」終於又闖過了一關，在九四年十月成爲波士頓樂壇的優秀演出，受到《波士頓環球報》資深樂評人理査戴爾幾乎全盤正面的好評，「台北愛樂」沒有讓許先生失望。
期待企業界接下他的棒子
有人說高音譜號∮和錢的符碼$是長得最像的兩個標誌。在西方社會，銀行家也變成是音樂的最大贊助者。許先生在這方面並不寂寞，世界銀行總裁沃風森（James Wolfenson）便與許先生有相同的嗜好與傾向。沃風森是哈佛大學企管碩士，本身也是業餘大提琴手，迷音樂迷到願意爲藝術擔任義工，而把自己的投資銀行的業務大量撥給合夥人保羅華克（前聯邦理事會主席）。沃風森在他接任世界銀行總裁職位之前，受到柯林頓總統之託，爲華盛頓「甘迺迪表演藝術中心」擔任董事長，每個禮拜在這個波多馬克河畔的文化廳堂上班兩天，負責募款，也協助他們抓出藝術經營的策略、改善管理效能，使得原本被視爲表演藝術邊陲的華府，增添極多文化的情趣。
許先生經常出席國際金融會議，他認識沃風森，也嚮往沃風森事業與興趣得以平衡的生活。許先生去年面臨台灣金融環境巨變的當時，一度萌生退意，同樣熱愛音樂的建弘證券董事長洪敏弘想聘請他主持基金會，他也動心思考。如果他當時急流勇退，或許「洪建全基金會」在一九七〇、八〇年代以「視聽圖書館」造福愛樂者的理想，會因爲許先生的主導而重振。
許先生錯過了他在音樂上繼續親身參與的機會，但是台灣的企業界和金融界或許可以因爲許先生的遠走，找人接下他的棒子。沃風森仍然活躍在全球金融圈，但是紐約「卡內基音樂廳」已經留有一個「沃風森廳」，作爲小型的音樂聚會與社交之用，賓客在這裡享受音樂與談話，也爲他們的文化消費付出高昻的贊助代價。然而，因爲他們的捐輸，大衆能在同一個卡內基音樂廳當中聽到同一位阿巴多、馬友友、卡娜娃，也聽到同一個維也納愛樂、柏林愛樂、紐約愛樂。
喜愛音樂的台灣銀行家們可以獨力或是合力爲一個「許遠東廳」催生嗎？可以繼續支持「台北愛樂」嗎？願意看到更多的台中愛樂、台南愛樂、甚至新竹愛樂嗎？還是走了一位許遠東先生，台灣的大衆就只能從國外進口的唱片和政府付薪的樂團尋找音樂的喜悅？
安魂曲不見得是悲傷的音樂──如果逝者對人世的遺願得到永遠的承繼，如果生者對人間的理想得到些許的鼓勵。我但願更多許先生的企業家朋友一起加入音樂贊助的行列，不只看在他的面子，而是接下他的棒子。
文字｜黃志全 資深媒體工作者
